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起头这两句是写他这几年的平静生活。“草庐”即他归田后营建的“草屋八九间”。“穷巷”，偏僻的村巷。“华轩”，达官乘坐的漂亮的车子，这里代指仕宦生活。居陋巷而绝功名之念，这样的意思在归田后许多诗中屡见陈述。这里用一个“甘”字，见出他这种态度出于自觉自愿，也显见他心情的平静自然。可是，“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天炎风息，丛集在一起的房子顿时烧掉了。着一“顿”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他的住宅没有剩下一间房子，只好将船翻盖在门前，以遮蔽风雨。“舫舟荫门前”一般解释为寄居在船上，似非确。《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与这句结构相同，“荫”也为覆盖的意思。在陆地上以舟作棚，现时还常见着。以上可谓第一段，写“遇火”情况。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曰“新秋”，曰“月将圆”，见出是七月将半的时令，离遇火已近一个月了。“迢迢”，意同遥遥，显出秋夜给人漫长的感觉。“亭亭”，高远的样子，这是作者凝视秋月的印象。这两句既写出了节令的变化，又传出了作者耿耿不寐的心情。这是火灾予他心理的刺激。“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遭火熏烤的周围园圃中的果菜又活过来了，但受惊的鸟雀还没有飞回。从“果菜始复生”见出他生计还有指望，而后一种情况又表示创巨的痛深。在这样的秋夜里，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半夜里他伫立遥想，顾盼之间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了。以上是第二段，写“遇火”后心情的不平静。
下面第三段，所写是“中宵伫遥念”的内容。作者先是自述平生操行：“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他说：我从小就有正直耿介的性格，一下子就是四十年了（作者此时四十四岁）。“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形体、行事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衰老、而变化，可心灵一直是安闲的，没有染上尘俗杂念。“孤介”、“独闲”，都表示他不同于流俗。“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这两句意思说：我具备的贞刚的禀性，玉石也比不上它坚固。这六句是对自己平生的检点，自慰的口吻里又显出自信。他是在遭遇灾变之时作如此回想的，这也表示了他还将这样做，不因眼下困难而动摇。接着他又想起一种理想的生活：“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东户”，指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东户季子，据说那时民风淳朴，道不拾遗，余粮储放在田中也无人偷盗。“中田”即田中。“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这是说，那时候人们生活无忧无虑，人人都安居乐业。这些“仰想”，表现了作者的向往之情，他当时处于那种艰难境地作这种联想，实在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毕竟是空想。“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意思是说：既然已经遇不上这样的时代了，还是灌我的园、耕我的田吧。这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的态度。想起“东户时”，他的情绪不免又波动起来，但他又立即回到眼前的现实，心情又平静下来了。后两句似乎还有这样的意思：丰衣足食不能凭空想，要靠自己的劳动。这就与两年后写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所表达的思想相一致了。
这首诗写作者“遇火”前后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比如遇火前后作者心情由平静到不平静，是几经波折，多种变化，但都显得入情入理，毫不给人以故作姿态之感。火灾的打击是沉重的，不能不带来情绪的反应，此诗若一味旷达，恐非合乎实际了。诗人的可贵，就是以平素的生活信念来化解灾变的影响，以面对现实的态度坚定躬耕的决心，他终于经受住这次考验了。
李白从世俗的喧嚷中走出，来到山碧林翠的庐山屏风叠。“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就是一幅精美的山水画，将行程添上几番神秘，几番秀气。诗人情感由豪放变成和缓，表现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的从自然而来，返归自然的艺术心态。所以他毫不晦隐地写道：“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李腾空是唐相李林甫之女，她才智超人，又极有姿色。然而她不慕荣华富贵，却痴心学道，自京都长安来庐山隐居，过着清苦的生活，说明唐代朝野崇尚道家风气之浓。“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寥寥数笔点化出一位心地纯白、无浊秽之气的相门女子具备的不为世俗情欲所沦丧的本性和清静的道士形象。一个人如果对世欲荣利无所追求，其归宿最好就是“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李白的妻子也是相门之后，因此也有人认为第二首“多君相门女”指的是李白的妻子。李白夫妻与李腾空一样，所企慕的就是“青莺子千岁，而千岁化桃子”（关尹子《釜》）的与世无争，长生不老的仙界生活，并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定为自己的处世态度。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