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这首词借描写夜宿驿亭苦况诉行旅艰辛。
远离故乡亲人,置身陌生之处,独宿驿亭之中,其内心不平自不待言。词以“遥夜”开头,即表现出流放之人身虽憩而心未稳,一夜辗转无眠觉得夜色太深、夜程太久的特有感受。 “沉沉如水”的比喻,别有深意。时当深秋,水已寒凉,以夜沉如水为喻,透出词人内心的寒凉疲惫之感。接下一句,交待夜里凉意来源:原来的阵阵秋风借着夜色不断袭来,虽然驿亭的门已经紧闭,却仍然挡不住那一阵紧似一阵的寒意。欧阳修有著名的《秋声赋》其状秋声云:“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凛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遭受贬谪,远离故土的作者,对深秋夜风的感受,当然比欧阳修更加敏感,其悲感也必然更加深重。欧阳修在夜读之时,闻声而惊心,继而起赏玩之兴,而作者却对这透骨寒冷的秋风,躲之惟恐不及,将驿亭的门闭了又闭,层层阻障,无非是想少受寒凉,暂时获得心灵的安宁与乎静。这两句写景,看似平实,实际上是字字含情,句句见意,真个是羁愁满纸。
接下两句,写梦醒之后的所见所感。一人在外,当然免不了乡思人梦,而且看来词人还是做了一个好梦,所以从梦中惊醒之后,他觉得那份美好的幻想,被残酷的现实给击破了。回到现实之中的词人所看到的,是如豆的油灯,饥饿的老鼠。 “鼠窥灯”的意象,既写环境之静,又写出了环境的寒凉冷清:惯于隐藏在暗处的饥鼠,竟至大胆地窥视起油灯来,可见已经是好久没有任何人声动静了。沉沉如水的夜幕之中,一点如星的灯火,是那么的飘忽不定。以一点暖色调,反衬整个环境的冷色调,冷暖对比,使整个环境更显清冷寒凉,“霜送晓寒侵被”,既可以说是梦破之后的词人,切身所感,也可以说是他看到这样一组景象之后,心生的凉意。
最后一句,写“梦破”直到天明的所感所闻。由于秋寒袭人,加以思绪难平,词人再也睡不着了,两个“无寐”,正是他归梦难成,夜阑无绪,欲眠不能,欲怨无由的心理写照,使人仿佛觉得是词人在万般无奈之时脱口而出的怨语。“门外马嘶人起”,终于,一片人声马嘶,打破了沉沉夜幕,无寐的词人也可以暂时抛开那秋夜的寒意,那紊乱的心绪了。但是,一个白昼之后,不又得回到那沉沉如水的遥夜当中,品味那似乎永远品不完的离愁和凄凉!
词中抒发的是一种悲苦的离情,而词的用韵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水”、“闭”、“被”、“寐”、“起”等韵脚,都不是响韵而是哑韵。可以想像,这首词演唱时细而低而哑的发声吐字与拍点结合在一起时,所造成的幽咽滞涩之感,会给听众留下什么样的效果。词在当时并非纯粹的案头文学,而是通过演唱传布于大众口耳之间的。所以,一首好词不仅要有优美的意境,鲜明的人物等文学性要求,还应该有表演时声情并茂的要求。
细味全词,词人高明之处在于善用省净的笔墨(共33字),描绘了一个典型环境──古代简陋的驿馆。鼠之扰闹,霜之送寒,风声阵阵,马嘶人起,如耳闻目睹,俱以白描手法出之。毫无缘饰,不用替代,只坦直说出,却别有一番感人的力量。这是由于词人下笔精到,所写驿馆种种景况,无不蕴含着天涯飘泊的旅思况味,婉曲地传出了郁积于心的人生不平──遭谗受害,屡遭贬谪,岁暮飘零如是。白描手法的运用,不仅要求描写之逼真,尤重在情味之活现,使人读之有一目了然之快意,味之而作深长之联想。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 ,写的是郑板桥决定抛弃乌纱帽弃官而去,归里之时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画了一竿瘦竹,竹子能到清冷的江边作为鱼竿。乾隆十八年,山东大旱,当时做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因为请求赈济饥民的事,得罪了上司,这首诗是郑板桥被罢官离开潍县回乡时,告别潍县绅士民之作。作者为人正直,只关心百姓疾苦,不愿逢迎吹捧上司,深为上司不满,于是上司借故罢了他的官。时年他已61岁,在潍县担任了7年县令,照理说,至少也该发点小财了,然而他罢官之日,却是囊橐萧萧两袖寒,惟有一囊书画,两袖清风,实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官。这首诗在用词上很有感情色彩。萧萧寒、清瘦、秋风都从字面上传递出一种萧索、冷落、凄冷之感,与作者的心情和处境和谐一致。
这是一首赠别诗,然而却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