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此诗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也抒写了作者西望京华、思君念国之意。全诗用语自然,构思奇特,形象鲜明,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此诗开头两句交待了被送者的行踪。从这两句来看,韦八可能是暂时来金乡做客的,所以说“客从长安来,还归长安去”。这两句诗像说家常话一样自然、朴素,好似随手拈来,毫不费力。
三四两句写送别者,即诗人自己对长安的强烈思念之情。这两句平空起势,想象奇特,形象鲜明,是诗人的神来之笔,而且带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诗人因送友人归京,所以想到长安,他把思念长安的心情表现得神奇、别致、新颖、奇特,写出了送别时的心潮起伏。“狂风吹我心”一定是送别时真有大风伴行,而主要是状写送别时心情激动,如狂飚吹心。至于“西挂咸阳树”,把人们常说的“挂心”,用虚拟的方法,形象地表现出来了。“咸阳”实指长安,因上两句连用两个长安,所以这里用“咸阳”代替,避免了辞语的重复使用过多。这两句诗虽然是诗人因为送别而想到长安,但也表达出诗人的心已经追逐友人而去,很自然地流露出依依惜别的心情。
“此情不可道”二句,话少情多,离别时的千种风情,万般思绪,仅用“不可道”三字带过,犹如“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最后两句,写诗人伫立凝望,目送友人归去的情景。当友人愈去愈远,最后连影子也消失时,诗人看到的只是连山的烟雾,在这烟雾迷蒙中,寄寓着诗人与友人别后的怅惘之情。“望”字重叠,显出伫望之久和依恋之深。
这首诗语言平易、通俗,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其中“狂风吹我心”二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整首诗中,如奇峰壁立,因而使此诗平中见奇。正是这种“想落天外”的艺术构思,显示出诗人杰出的艺术才能。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长安城中看到了往日娇生惯养的黄金之躯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在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城之后的凄惨遭遇。
诗中情感十分复杂,既有“龙种自与常人殊”的庸俗忠君思想,又有对处于特殊历史境况下“但道困苦乞为奴”的弱者的悲悯之情。联系杜甫平常对锦衣玉食的纨挎子弟的厌恶情绪看,此际应是出于一种人道的同情。
原来居住在华堂高殿中的王孙贵族们已经纷纷逃出长安,“走避胡”,一路逃亡出去。“金鞭断折九马死”,慌忙的逃命,以至于把金子装饰的马鞭都打断了、打死了九匹马,这是一种夸张,说明奔逃时候的惶恐之状,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因为特别急、特别快,以至于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能够完全带走,所以就有一些“可怜王孙泣路隅”,因为失去了父母,被父母遗弃在长安城中,在路边哭泣。杜甫问这些王孙们,“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这些昔日的王公贵族的子孙们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生怕被胡兵知道被抓去做俘虏,只是告诉诗人他现在是困苦交加,哪怕做别人家的奴仆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够活命。再看他身上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这个孩子已经在荆棘中躲藏了好多天了,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了,到处都是伤。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要安慰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善保千金躯,相信唐兵一定会打回来的。长安城里的王气依然存在,国家不会亡。那种昔日的繁华一定会再回来。可见杜甫虽然身处乱中,身作长安,仍然心系国家,仍然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且诗人在长安城里虽然被封锁在长安城中,但是诗人仍然通过不同的渠道很多关系关心着当时战争的时局。
作者在诗中极言王子王孙在战乱中颠沛流离,遭受种种苦楚,既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又含蓄地规劝统治者应居安思危,不可一味贪图享乐,致使子孙也无法遮顾,可悲可叹。
全诗词色古泽,气魄宏大。写景写情,皆诗人所目睹耳闻,亲身感受,因而情真意切。荡人胸怀,叙事明净利索,语气真实亲切。写同情处见其神,写对话处见其情,写议论处见其真,写希望处见其切。杜诗之所以称“诗史”者,盖在于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