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悲伤、痛苦之中，寓有灼热的渴望和坚忍的执着精神，感情境界深微绵邈，极为丰富。
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既成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第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易会日难”（曹丕《燕歌行》）“别易会难得”（宋武帝《丁都护歌》）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得难以禁受。诗人在一句之中两次使用“难”字，第二个“难”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联纤曲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易会难得”等平直叙述中是不易体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她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也同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残的花朵一样，因为美的事物受到摧残，岂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怅惘与惋惜！“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心灵与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底是常见的。例如《夜雨寄北》的前两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次句不仅象征诗人留滞巴蜀，而且反映了客子离人的百无聊赖，同“东风无力百花残”一样，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感情以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于景的抒情方式。
三、四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字与“思”谐音，全句是说，自己对于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了灰方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于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以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她却至死靡它，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灼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着有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象在无穷地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圆满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南朝乐府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老（不应，这里是“不顾”的意思），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造意与《无题》的“春蚕”句相近。不过，这里的春蚕“何惜微躯尽”，是在料定“缠绵自有时”、前途颇有希望的情况下产生的意念。《无题》“春蚕”句则不然，就其表现追求精神而言，它表现的追求是无望的，却又是不计希望之有无的，感情境界有差异，联想也更为曲折。以蜡烛的燃烧比喻痛苦的煎熬，在李商隐以前的南朝乐府中，也不少见。如“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王融《自君之出矣》），“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陈叔达，同题）等皆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用蜡烛作比喻，却不是单一地以蜡泪比拟痛苦，而是还进一步以“成灰始干”反映痛苦的感情终生以随，联想比前人深微复杂得多，形象的底蕴也因此而丰富得多了。
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斑白，容颜憔悴，亦即六朝诗人吴均所说“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的意思。但是，《无题》“晓镜”句说的是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改”而愁苦，并且是“但愁”——只为此而愁。这就生动地描写了纡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消磨这件事了。自己于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夜间的痛苦，是因为爱情的追求不得实现；次日为憔悴而愁，是为了爱情而希望长葆青春，总之，为爱情而憔悴，而痛苦，而郁悒。这种昼夜廻环、缠绵往复的感情，仍然表现着痛苦而执着的心曲。“夜吟”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一样痛苦。他揣想对方大概也将夜不成寐，常常吟诗遣怀，但是愁怀深重，无从排遣，所以愈发感到环境凄清，月光寒冷，心情也随之更趋暗淡。月下的色调是冷色调，“应觉月光寒”是借生理上冷的感觉反映心理上的凄凉之感。“应”字是揣度、料想的口气，表明这一切都是自己对于对方的想象。想象如此生动，体现了她对于情人的思念之切和了解之深。
想象愈具体，思念愈深切，便愈会燃起会面的渴望。既然会面无望，于是只好请使者为自己殷勤致意，替自己去看望他。这就是结尾两句的内容。诗词中常以仙侣比喻情侣，青鸟是一位女性仙人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仙山，所以这里即以蓬山用为对方居处的象征，而以青鸟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现。这个寄希望于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
这首诗，从头至尾都融铸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着的感情，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映，但是各联的具体意境又彼此有别。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着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地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抒情，联绵往复，细微精深，成功地再现了心底的绵邈深情。
诗中一、三、四、五各句，都可以从李商隐以前的诗歌创作中发现相似的描写。在前人创作的薰陶和启发下，诗人有所继承和借鉴。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前人，而是以很高的创造性，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把原来比较朴素的表现手段改造得更曲折、生动，用以反映更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实际上已经脱去旧的形迹，成为新的创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丰富的文学修养与他对于意境和表现手段的探索，是这首诗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
柳宗元对屈原的思想和品格十分敬仰，在长期的贬黜生活中，他以屈原为楷模，决心追随前烈。由于相同的经历，屈原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感情在他思想上引起了强烈共鸣。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的作品常常提到屈原，并善于化用屈赋的词语、典故。《南中荣橘柚》这首诗就借用了《橘颂》里的典故，表示自己与屈原一样赞赏并保持橘树那种“受命不迁”的坚定品格，抒发了被贬永州的感慨。
诗的前面四句对橘柚进行热情赞颂。“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开头两句化用屈原《橘颂》里的诗句：“后皇嘉树，桔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橘柚生长在南方，就适应了这里的水土，不能迁移，像是接受上天的使命；它们始终保持着坚贞不屈的节操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密林耀朱绿，晚岁有馀芳。”三四句从上面两句对橘柚内质的赞美转到对外形的描绘。果实成熟的季节，金黄的橘子在密密的树叶里显露出来，红绿相映，色彩斑烂，特别耀眼。橘柚四季长青，郁郁葱葱，不怕严寒，经冬不衰，到一年将尽的时候还散发出香味。“晚岁有馀芳”句与张九龄《感遇》诗：“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意思相同。
橘柚受命江南，不可北移，可作者受命之地本在北方。诗的后面四句，由橘柚的“受命不迁”引发自己被迫南来的感慨。“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由于地理的原因，长江南北气候不同，风俗有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现象只有北方的故乡才有。柳宗元出生并长期生活在长安，那里本是自己的出生之地，是自己踏上人生道路，实现济世抱负的用武之地。他也像橘柚一样，具有受命不迁的品性，可自己却不能像橘柚那样生活在原来的出生之地，而被贬谪至“风俗绝不相同”的南蛮之地。“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在思归不能，万般无耐之中，只能手攀橘柚枝条凝望长江边的熊耳山和湘山发出声声叹息。故乡只可望而不可及，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一种长久积郁心中的不平和怨愤。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这是一首欢快的劳动对歌。可以想像，这种场面，时至今日，还屡见不鲜。沤麻的水，是有相当强烈的臭味的。长久浸泡的麻，从水中捞出，洗去泡出的浆液，剥离麻皮，是一种相当艰苦的劳动。但是，在这艰苦的劳动中，小伙子能和自己钟爱的姑娘在一起，又说又唱，心情就大不同了。艰苦的劳动变成温馨的相聚，歌声充满欢乐之情。
全诗三章十二句，其实只是一个意思，一章已经把全部意思包容了。二、三章只是复沓。而复沓，相同或相近意义的字语反复吟唱，正是中国民歌传统的语言形式。这种反复吟唱，既表现劳动青年感情的纯朴强烈，又以复沓的手段加强诗歌的主题。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现代。如果说变化，三章只换三个字，一个沤的对象不只是麻，还有苎麻菅草；一个是晤的形式变了，还有言来语去。这说明随着劳动过程的延续，爱情的温度也在渐渐提升。
诗以浸泡麻起兴，不仅写明情感发生的地点，也暗示了情感在交流中的加深，麻可泡软，正意味情意的深厚，而根本的还在于两人可以相“晤”，有情感的相互对话的基础。
大麻、纻麻经过揉洗梳理之后，得到比较长而耐磨的纤维，成为古时人们衣料的主要原料，织成麻布，裁制衣服。白色麻布制成的衣服，不加彩饰，叫深衣，是诸侯、大夫、士日常所穿；洗漂不白，保留麻色的粗麻布，就是劳动者的衣料。因此，每年种植、浸洗、梳理大麻、芝麻，是春秋前后很长历史时期农村主要劳动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