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题目为“次韵雪后书事”。这首诗是一首和诗。和诗是朋友之间用诗相互酬答的一种方式。这种朋友之间的相互酬答，既可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是身在异处通过书信的形式来进行的。根据诗中的“折寄遥怜”、“相思”、“独自回”等词可知，这首诗显然属于后者。这首诗是一首记事诗。诗歌所记何事？且看诗歌本身。
诗歌开首就用一个直接表达感情的词“惆怅”，不仅奠定全诗的感情基调，且获总领全篇之效。此词的作用虽然易解，但问题是，谁人“惆怅”，为何“惆怅”。谁在“惆怅”呢？首句说“惆怅江头几树梅”，莫非梅在惆怅？根据颔联，前时虽曾大雪压梅，然梅已在昨夜雪后绽放枝头，当无惆怅之理由。既然不是梅在惆怅，惆怅的就只能是诗人自己。诗人开篇就说自己“惆怅”，可见其“惆怅”之浓之深。诗人作诗，当蓄积的感情于提笔之际浓烈得难以化解时，便无暇慢条斯理的运用所谓的技巧表达之，而常常在诗歌的开头直接予以发泄，若李白之“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难》），即为此类。然则，诗人为何惆怅？是因为江头只有几树梅，为梅之少而惆怅吗？恐亦不是。为何？因为梅虽是中国古代诗人的爱物，但其诗中的梅多以株，甚至以枝论，若“墙角数枝梅”之类，然未见有诗人因此而惆怅者。因此，朱熹之惆怅当非为梅而为其内心本有之情绪。既然诗人非为梅惆怅，为何要以“江头几树梅”紧承其后？因为诗人要借江头的这几树梅来纾解心中之惆怅。
诗歌第二句云，“杖藜行绕去还来”。“杖藜”者，拐杖也。此句写诗人之行为。诗人手扶拐杖绕行于梅下，去而复来，何也？乃因诗人爱梅，不忍离去耶？此种可能虽不能排除，然结合首句与第三四联看，似理解为诗人因惆怅极深，徘徊难去，更为妥当。
颔联忆寻梅之经历。“前时雪压无寻处”，似为诗人惆怅之因。然昨夜雪停，梅已于月下绽放，因雪无处寻梅的惆怅当烟消云散，何以今日仍惆怅难抑？此句再次表明，诗人的惆怅非为梅也。整联写诗人寻梅之经历，却以“雪压”表现梅生存环境之恶劣，从反面衬托梅冒寒绽放的坚贞品质；且诗人强调梅于月明之夜绽放，乃借明月烘托梅之高洁品格。诗人于此联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惆怅，而忆寻梅之经历，既使诗歌在章法上显得摇曳多姿，又为下联写折梅寄意做铺垫。
颈联是理解全诗的关键。上联“折寄遥怜人似玉”，意谓折一枝梅寄送给似玉的远人。问题是，诗人为何将远人比作“玉”？“怜”又当作何解释？有人认为，此处的远人是一位貌美如玉的女子，“怜”是爱的意思。诚恐不妥。首先，一位走路都需手扶杖藜的老者因为思念一位年轻女子而惆怅得在梅下绕去绕来，去而复来，实在有失体统。再者，这样解释与下联“相思应恨劫成灰”在意思上也难以联系起来。“相思应恨劫成灰”应是诗人的想象，是诗人想象远人思念自己时的情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句中的一个“应”字。“应”是“应该”的意思，应该怎么怎么，乃是一种推测。此句若写的是诗人自己，当然无需推测；既然用了推测，只能是诗人的想象。诗人想象这个似玉之人在思念自己的时候，心中还有“恨”。“恨”什么？“劫成灰”。从中便可推测，诗人要寄梅与之的人必是经历了某种严重的祸患，因此，诗人想象他在对自己的思念中仍带有怨恨。至此，诗人何以要寄梅与他，何以要喻他为“玉”就明白了。原来诗人是希望他虽经历磨难却能像梅一样坚贞不屈，像玉一样保持高洁人格。原来诗人惆怅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朋友；诗人“杖藜行绕去还来”原来是在为朋友忧虑担心。
诗人的忧虑和担心是如此之深，乃至于行绕于梅下“沉吟”而忘记了时间，直至“日落”时寒鸦飞起才被惊醒独自怅然而归。尾联仍重在对诗人行为的描写。“沉吟”描写诗人行绕于梅下满腹心思的样子，再次表现其内心难以排遣的“惆怅”。“独自回”，表现其孓然一身返回时的孤寂落寞。当然，尾联也有对环境的渲染。“日落”、“寒鸦起”一方面渲染环境的冷寂、凄清，烘托诗人内心的孤寂落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其徘回于梅下时间之长，突出其“惆怅”之深。
这首诗以“书事”为题，句句都是在描写诗人的行为。这些描写为读者展示了一位思念远友，为朋友的遭遇满怀忧虑的老者形象。高考命题人认为这首诗是咏梅诗，实为不妥。咏物诗，所咏之物是整首诗描写的主体，咏物的目的或借物喻人，或托物言志，或兼而有之。这首诗虽然写了梅，却没有对其做正面描写，虽然也表现了梅的品格，目的却不在此。在诗中，梅只是诗人用以慰藉自己鼓励朋友的凭藉，而不是要着意表现的对象。如此，不能说其是咏物诗。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戊午上高宗封事》）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乐）”，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此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干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参见《宋史·胡铨传》、《挥尘后录》卷十等）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
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
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
“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
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一类。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诗人在端午节遇到风雨，天气昏暗，使得汨罗江上没有人祭奠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屈原忠心为国却屡遭贬谪，怀才不遇，千年后的风雨还耽误了人们对屈原的祭奠和怀念，整个汨罗江上没有一处可以凭吊屈原英魂的地方，诗人心中不由得伤感起来，然而开放的榴花似乎在嘲笑诗人自寻烦恼，于是诗人只好自嘲的引用陶渊明的事迹，纵然陶渊明这样的纵情山水的隐士，对屈原的仰慕之情也丝毫未减。全诗在平淡的天气描写和议论中抒发情感。
此诗起句写景，先写端午节的天气，晦冥而有风雨，借景抒情，运用风雨之景为下文抒情做铺垫，第二句兴“英灵何在”之叹，诗人想起了屈原的怀才不遇，运用屈原之典故，进而感伤身世，为屈原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而感到愤懑，“汨罗无处吊英灵”一句中的“无处”既对应了上文的风雨晦暝，也抒发了屈原英灵无人凭吊的伤感。
后两句将“榴花”拟人化，一个“笑”字赋予榴花以人的情感，使得全诗生动而蕴含趣味，诗人在与榴花的交流中，借榴花之“笑”流露自己虽有才华但是不得志的情感。巧用了陶渊明的典故，运用对比的方法，表在自嘲，实指超脱自我。一个”醒“字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回味无穷。
整首诗委婉多姿，工致含蓄，表现了诗人贝琼对自己怀才不遇的哀伤，也同时抒发虽不被赏识但仍旧洒脱的豁达精神，表达诗人对隐士人格和精神的向往。
上片是回顾宋朝屈辱的历史。也许作者出于对前首词所提及的“后死无仇可雪”问题的担忧，这首词开头第一句“离乱从头说”似乎就有意提出人们早已忘却的往事，以引起回忆。“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是追述自宋初以来长期的耻辱外交。早在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时，便以“澶渊之盟”向辽国岁赠白银十万两，绢缯二十万匹，换取中原的暂时和平，首开有宋以来向外族纳贡的先例。其子仁宗赵祯时，向辽国岁贡银绢又各增十万两、匹。此后，辽亡金兴，北宋朝廷又转而向金纳贡，数额有增无减。但是，这种作法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更引起对方的觊觎，得寸进尺。于是河洛尽失，而宋室乃不得不南渡，以求苟安。最令人吃惊的是，南宋统治者竟至把屈辱说成是爱民。如仁宗所宣称的：“朕所爱者，土宇生民尔，斯物（指银缯）非所惜也。”（见魏泰《东轩笔录》）真是以罪为功，恬不知耻！陈亮在这里说：“爱吾民、金缯不爱”，即刺此事。虽然作品并未罗列上述史实，只用“蔓藤累葛”四字，已足将百余年来宋室历次丧权辱国、妄冀苟安的罪责揭露无遗。
下一句“壮气尽消人脆好”进而再揭露统治者多年来在“爱吾民、金缯不爱”的幌子掩护下推行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就全局来看，南宋形势是“壮气尽消人脆好”，以这样温顺脆弱销烁殆尽的民气、士气，去对付对方的进逼，其结果就只有“冠盖阴山观雪”——珠冠华盖的堂堂汉使到金廷求和。可是，他们的交涉不能取得任何胜利，惟有陪侍金主出猎阴山，观赏北国雪景而已。作者想到这里，不禁感叹道：“亏杀我、一星星发！”痛惜自己把头发都等白了，等到的竟是如此耻辱的现实。下面再借用历史故事来批判现实：春秋时，中原大国齐的国君景公畏惧处于南夷之地的吴国，只有流涕送女与之和亲；还有鲁国也曾因遭受强齐欺凌而不予反抗，遂日衰一日。往事可鉴，对照今日宋朝屈服于金，甘受凌辱而不加抵抗这一违反常理的怪事，后果如何，不问而知。这里所谓“问”，并非有疑而问，乃是用肯定语调发出的谴责和质问。
写到此，话题和情绪同时一变，以重新振作之态，写出‘丘也幸，由之瑟’六字。《论语·述而》载有孔子语：“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又，孔子的学生子路弹瑟发勇武之音，被认为是不合雅、颂，孔子曾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论语·先进》）作者各取此二语中的前三字为句，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日幸有如吾二人这样坚毅的志士，虽举国均以举兵北伐为过，但我俩迄今坚持不懈。以此结束了上片，并为下片定下基调。乍一看，这两句话来得突兀，似乎显得生硬，其实不然。这是陈亮一贯的词风。他好为“硬语盘空”，这种风格，恐怕与他在南宋那一片黑暗之中努力焕发起斗争到底的精神密切相关。
下片是写设想中的救国行动。《新唐书·李光弼传》曾记大将李光弼代郭子仪统兵之事，云：“其代子仪朔方也，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辛弃疾早年曾建立过有名的“飞虎军”，金人为之震慑。作者设想，若由弃疾带兵，定会出现“斩（崭）新换出旗麾别”的新局面。
这种设想，也许早在上饶鹅湖之会时二人就商议过，因此，这里所谓“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可能就指的是这件事。“拆开收合”，即解剖分析。基于此，“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扑肢动骨”便是作者想象投奔这支抗金新军后大显身手的兴奋情景。因留恋鹅湖之会、向往二人共同描绘的理想图景而产生上述设想，这是很自然的。继而，语势却忽然一落千丈，接一句“这话霸（即话柄）、只成痴绝”，明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这种语气的跌宕起伏，恰恰说明作者情绪大起大落。他虽然残酷地宣告自己幻想的破灭，却又极其冷静地指出了真实。“只成痴绝”四字虽然饱含作者的失望和痛苦，却又是他理智的反映。“天地洪炉谁扇鞴？算于中、安得长坚铁！”是发自幻灭之后的感叹。他有感于《庄子·大宗师》中所谓天地是大熔炉的说法，想到人生犹如铁在洪炉之中，扇鞴（鼓风吹火的皮袋）鼓风，火力顿炽，顷刻即将消熔。
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势。不过，作者的这种幻灭感，却又并非对理想产生了什么怀疑和失望，而是深为人生有限而感到惋惜。但他又不是单纯留恋人生，而是深憾于不能亲见理想的实现。关于这点，在结尾的“淝水破，关东裂”二句中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作者再一次用了他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一词中已用过的谢安于淝水之战中大破苻秦八十万大军入犯的典故，但这不是雷同，正说明这个对历史了如指掌的爱国志士对英雄业绩的向往和对胜利的憧憬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怀的。他的这些话是说给好友辛弃疾听的，自然不是只谈他自己的志气与渴望，而是表达了他们两人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