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两句,从环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间四句写草堂本身之景,通过自然景色的描写,把诗人历尽战乱之后新居初定时的生活和心情,细致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桤林碍日”、“笼竹和烟”,写出草堂的清幽。它隐在丛林修篁深处,透不进强烈的阳光,好像有一层漠漠轻烟笼罩着。“吟风叶”,“滴露梢”,是“叶吟风”,“梢滴露”的倒文。说“吟”,说“滴”,则声响极微。连这微细的声响都能察觉出,可见诗人生活的宁静;他领略、欣赏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里,乌飞燕语,各有深情。“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乳燕定新巢”,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这两句“盖因乌飞燕语而类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诗人正是以他自己的欢欣,来体会禽鸟的动态的。在这之前,他像那“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鹊一样,带着孩子们奔波于关陇之间,后来才飘流到这里。草堂营成,不但一家人有了个安身之处,连禽鸟也都各得其所。翔集的飞乌,营巢的燕子,也与诗人一同喜悦。在写景状物的诗句中往往寓有比兴之意,这是杜诗的特点之一。然而杜甫居住的草堂,毕竟不同于陶渊明归隐的田园,杜甫为了避乱才来到成都,他初来成都时,就怀着“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各夜归,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羁旅之思;直到后来,他还是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因而草堂的营建,对他只不过是颠沛流离的辛苦途程中的歇息之地,而不是终老之乡。从这个意义来说,尽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宁静喜悦的心情中,总不免有彷徨忧伤之感。“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状态,通过“暂止飞乌”的“暂”字微微地透露了出来。
尾联“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有两层涵意。扬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联系。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咏史》诗里说的“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的情况相类似。扬雄曾闭门著书,写他那模拟《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当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时,高适寄给他的诗说:“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赠杜二拾遗》)就拿他和扬雄写《太玄》相比;可是他的答复却是:“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这诗说草堂不能比拟扬雄宅,也是表示他自己并没有像扬雄那样,写《太玄》之类的鸿篇巨著。这意思是可以从上述答高适诗里得到印证的。此其一。扬雄在《解嘲》里,高自标榜,说他闭门写《太玄》,阐明圣贤之道,无意于富贵功名。实际上,他之所以写这篇《解嘲》,正是发泄宦途不得意的愤懑之情。而杜甫只不过把这草堂作为避乱偷生之所,和草玄堂里的扬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懒于发那《解嘲》式的牢骚了。这是第二层意思。
诗从草堂营成说起;中间写景,用“语燕新巢”作为过脉;最后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点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错比扬雄宅”的“宅”遥相呼应。关合之妙,不见痕迹。
写出猎的词,元好问之前已有许多,而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其先声。由于出猎场面豪阔,气势雄壮,反映到词中,作品易以威武取胜。而元好问此词,更高出寻常威武一筹,在人事的见解上卓有特色,深沉高远。
“少年射虎”两句,劈头先用两个典故,反衬出猎主人的威猛。西汉李将军李广,曾经见草中石而以为虎,拉箭猛射,箭头深没石中。但李广射石,恐非少年时事,此处写法,主要是衬托年二十就以善战闻名的商帅完颜国器。“赤羽千夫膳”全用杜甫《故武卫将军挽词》之二中的一句,原是称颂将帅的立功塞外之事,此处亦说商帅把这视若等闲,可见商帅更比前人高出一头。
“金铃锦领,平原千骑,星流电转。路断飞潜,雾随腾沸,长围高卷。”这几句全写围猎场面。骏马金铃悬头,锦绣围脖,在平原民奔腾驰骋,如星流电转,而千骑齐奔,更见其气势雄大。高超的射猎技艺,使天上飞禽和水里游鱼的路全断了,乖乖地来到人们的囊中;白雾紧随着飞腾的马蹄,蔚为壮观;射猎队伍形成了合围的阵势,准备一网打尽入了围的野物。几句词,声调短促,吻合了射猎车骑风驰电掣的情势。“看川空欲静,旌旗动色,得意似,平生战。”围猎场面壮观,气势雄大,固然可观。然而,仅仅停留于此,则仍是雕虫之技,不足与言大者。这里,作者的笔触轻轻一点:“得意似,平生战”,既写出了商帅的善战,又用“得意”二字,写出了商帅视战争为“等闲”的军人气概。那喧闹车骑的背景,是川空谷阔的静谧,而五色旌旗飘摇飞动,变幻着高深莫测的图景,就像平生常常得胜的战役。
词的上片直写围猎,喧闹非常,都是眼前之景。词的下片切换到围猎回归军营的场景。“城月迢迢鼓角,夜如何?”这两句勾勒出寂寥空旷的夜景:古城上空,悬着一钩残月,鼓角声隐隐从远方传来,清静中富有动感。而“军中高宴”一句,归结了白日围猎满载而归的喜悦之情,也同时衬托了将帅的豪气。“江淮草木,中原狐兔,先声自远。”这里,作者的笔彻底从围猎荡开去了,他用“草木皆兵”之典,把中原大地上的敌军比作“狐兔”,形象描绘了商帅逼人的军威,而这些敌军,听到商帅兵马的声音以前,便已颓然远遁。如此煊赫的军威,用对面状况来表现,更显得气势宏大。“盖世韩彭,可能只办,寻常鹰犬。”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曾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彭越也曾参与致项羽于死地的垓下决战。这两员战将的战功,千古之下,未敢轻视。而作者则主,他们两人,不过只做到平常的鹰犬罢了。言外之意是,商帅决非此种人物。因此,由上文逼出最后两句:“问元戎早晚,鸣鞭径去,解天山箭。”唐代大将薛仁贵战胜九姓突厥于天山,此指商帅的才略志向,当效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一举扫清边患,这才是将帅本色。
全词气势峥嵘,场面豪阔,情境雄沉,不愧为名家手笔。
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
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
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