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凉州词》与其说它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莫不如说更具有史料价值。从诗中“沙州”、“凉州”等地名可以推断，反映的是中唐河湟(今青海)一带的战事。此地本是吐谷浑领地，后来因闹内哄，国王被部下杀死，唐朝一度降服了那里的军队。但凶悍的吐蕃不断侵扰，经过多年的战争，便把这片土地争夺过去。
公元851年一天的夜里，沙州的节度使(又称都护)张义潮乘吐蕃的内乱，率领当地的蕃兵(为唐朝守边的少数民族士兵)一举夺取了凉州，收回了被吐蕃占领的属地，这便是诗中头两句：“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第三句的“黄河九曲今归汉”，颇有自豪的味道，流过九十九道弯的、绵延数千里的黄河终于又回到唐朝(唐代诗人多以“汉”代“唐”)，可是第四句便转出了悲凉：“塞外纵横战血流!”战乱并没有因这次军事上的胜利而终止，人民依然在流血。这句是指吐蕃内部的纷争，论恐热发动叛乱长达二十余年，据《通鉴》所载：“所过残灭，尸相枕籍”，“杀其壮丁……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由此看来，诗人为祖国军队收复失地而产生的喜悦之情，又为吐蕃人民深受内乱之苦而冲淡。这悲喜情感的起伏，使这首小诗的主题从爱国主义的层次上升到人道主义的领域。诗人是爱国的，但他更呼吁把和平和安宁还给各族人民！
这首诗，是反映张义潮收复凉州、吐蕃内乱史实的唯一的一篇作品。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首联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突出张旭的与众不同。“世上谩相识，此翁殊不然。”大意是，世上很多人即使天天见面，给人的印象也不深，而张旭这个人却不一样。“翁”，是对张旭的尊称，在这一抑一扬之中，张旭的形象如高峰突起，给人以强烈印象，令人肃然起敬。这一联好像漫不经心，随意道来，却起得十分有力。
如果说第一联只是诗人对张旭的总的印象，是虚写，那么，以下各联即转入了对张旭形象的具体刻画，是实写。字里行间，倾注着诗人对张旭无比钦敬的感情。
张旭有两个称号，一是“草圣”，二是“张颠”，为世所公认，实写时即先从这两个称号着笔：“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张旭精楷书，尤善草书，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创新的风格，人称“草圣”。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就有“张旭三杯草圣传”的诗句。又《新唐书·文艺传》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这一联对句互见，是写张旭在酒醉兴来之时，书法就会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言语也更加狂放不羁，一副天真情态。诗中表现了对张旭书法、性格的由衷的赞美，同时暗示了艺术重在性灵的自然流露。
接着进一步赞美了张旭泊然于怀、不慕荣利的高贵品质：“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青云”这里指隐逸。这一联写得十分传神，读者仿佛看到一位白发垂垂、蔼然可亲的老者，不问世事，一身悠闲，轻松自得。正因为不乐仕进，具有隐者的风度和情怀，才能够性情旷放，因此也才能够时时保有天真之态，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不同流俗的极高的成就。这一联乍看似与第二联平列，而实则深入了一层，将诗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尾联承接上联，继续推进，描写张旭的醉眠生活。“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两句化用了《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个典故：“孔文举（即孔融）有二子，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孔融是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文举，诗文皆善，为人恃才负气，狂放不羁。这里以孔文举比张旭，足见推重之意。但这一联写张旭生活情形，不是平直叙述，而是以问句出之，显得格外亲切。意思是：您老人家床头那壶酒，怕会被家中子、孙偷喝吧，能伴您几次醉眠呢？意思已略带调侃，但又极有分寸，包涵着丰富的意蕴。一方面，表现张旭平时经常醉眠，形象更为生动可感。另一方面，诗人在老前辈面前竟然开起玩笑来，这位老前辈的豁达可亲自然可以想见，而诗人自己的天真发问，也愈显得醉态淋漓。至此，宴席间的热烈气氛，宴饮者的融洽关系，皆如在目前。这是以醉写醉，以自己的旷放衬托张旭的旷放，使题目中的“醉后”二字，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张旭的可敬可爱的形象，跃然纸上。
全诗在章法上虚实结合，虚写处内蕴丰富，而不显得空虚；实写处形象具体，但笔调轻灵，而无板滞胶着之感。这种巧妙的结合，使诗人的感情与诗中主人公的形象融为一体，产生出动人的艺术力量。另外，此诗语言清新明朗，与诗中欢快活泼的情绪相适宜，真切动人。
这是一首类似求爱诗，是晚唐著名花冠鱼玄机的作品之一。此诗文笔优美，韵调和谐，就其风格而说，可以说是十分大胆，这表现在对爱情坦然歌咏，毫不掩饰上。在这首诗中，作者表现出大胆的追求和深沉的爱慕，而且写出了夏日里的清闲。
“无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处弄船归？”“无限”，爱屋及乌，喜欢一个人时，会喜欢关于他的很多，甚至一切。鱼玄机应该不知道李端公的垂钓处有荷花，即使有，也不一定会“染衣”。一个“染”字，可谓道尽无数风光。在夏天的午后，他静坐在荷塘旁边的碧绿色的大树下面钓着鱼，看起来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中。清风轻轻地吹拂着他的衣裳，轻巧的夏衣轻轻飘动之，给人以飘逸的感觉。这是诗人的想像，而且不是一般的想像。阵阵荷花的香味，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熏香了他的衣服，平复了夏日的烦躁。“荷香”，绝非一点香，是无限。其实诗人要表达的就是对李端公的喜欢是无限的。画面静中带动，情趣怏然，似乎回归到大自然的环境中，垂钓者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沉思，真可谓是道不尽的风流。这首诗作为夏钓的代表之一，决不为过。阮郎，是情郎的代称。这两个字，透出了诗人的绵绵情意。主动称对方为郎，恐怕不经过对方默许，一般不敢叫出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喜欢一个人，自然也会关心他的一举一动，一位朝廷官员，想去钓鱼，不可能犯愁回不来，找条船也不会很困难。诗人其实已经进入到一种状态，这就是爱，就是关心。
“自惭不及鸳鸯侣，犹得双双近钓矶。”只有关心是不够的，还不足以展现一个恋爱中人的全部，还要充满激情的想像，再浪漫也不为过。在垂钓人的旁边，会有鸳鸯游伴，现实中可能没有，但诗人愿意让他有，这是诗人徜徉在爱之河中的缘故。这一句诗人还嫌味道不足，又把自己放进来，看着旁边幸福的鸳鸯，诗人竟让自己也像鸳鸯一样，陪在李端公身旁垂钓，要作个竞赛，欲与鸳鸯试比双：看到底是鸳鸯幸福，还是自己幸福。诗人的大胆表白的确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