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赞语。
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五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五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五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五柳树的原因也许五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节自“闲静少言”至“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的禀性志趣。接着写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五柳先生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有关。五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节自“性嗜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理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下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讽。
“深院”之“深”,似乎不仅是个空间的观念,而且攸关环境气氛。一般说,要幽才能“深”,但诗人笔下却给读者展示了一幅闹春的小景:庭院内,黄嘴的鹅雏在呷水嬉戏,美丽的蛱蝶在空中飞舞,红色的蔷薇花与绿色的芭蕉叶交相辉映。作者运用“栀黄”、“腻粉”、“红”、“碧”一连串颜色字,其色彩之繁丽,为盛唐诗作中所罕见。“栀黄”(栀子提炼出的黄色)比“黄”在辨色上更加具体,“腻粉”比“白”则更能传达一种色感(腻)。这种对形相、色彩更细腻的体味和表现,正是韩诗一种特色。诗中遣词用字的工妙不止于此。用两个带“儿”、“子”的缀化词:“鹅儿”(不说鹅雏)、“凤子”(不说蛱蝶),比这些生物普通的名称更带亲切的情感色彩,显示出小生命的可爱。“唼啑”(shà dié)、“轻盈”一双迭韵字,不但有调声作用,而且兼有象声与形容的功用。于鹅儿写其“嘴”,则其呷水之声可闻;于蛱蝶写其“腰”,则其翩跹舞姿如见。末句则将“红蔷薇”与“碧芭蕉”并置,无“映”字而有“映”意。(一本径作“红蔷薇映碧芭蕉”,则点明矣。)凡此种种,足见诗人配色选声、铸词造句的匠心。
看到这样一幅禽虫花卉各得自在的妙景,真不禁要问一声:“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了。但这境中不是真个“无人”,“深院下帘人昼寝”,人是有的,只不过未曾露面罢了。而正因为“下帘人昼寝”,才有这样鹅儿自在、蛱蝶不惊、花卉若能解语的境界。它看起来是“无我之境”,但每字每句都带有诗人的感情色彩,表现出他对这眼前景物的热爱。同时,景物的热闹、色彩的浓烈,恰恰反衬出庭院的幽静冷落来。而这,才是此诗经得起反复玩味的奥妙之所在。
这种热烈的外观掩饰不住内在的冷落的境界,反映出封建社会的衰落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心境。韩偓在唐末是一个有气节操守的人,以不肯附“逆”而遭忌,在那种“桃源望断无寻处”的乱世,这样的“深院”似乎也不失为一个逋逃薮。读者不当只看到那美艳而平和的景致,还要看到一颗并不平和的心。那“昼寝”的人大约是中酒而卧吧。也许,晏殊《踏莎行》的后半阕恰好是此诗的续境:“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