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大都以词情慷慨、景物恢奇、充满报国的忠贞或低徊的乡思为特点。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却独辟蹊径,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诗的头两句,是对西汉朝廷与乌孙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概括。“玉帛”,指朝觐时携带的礼品。《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谓。执玉帛上朝,是一种宾服和归顺的表示。“望”字用得笔重情深,乌孙使臣朝罢西归,而频频回望帝京长安,眷恋不忍离去,说明恩重义浃,相结很深。“不称王”点明乌孙归顺,边境安定。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民族,为西域诸国中的大邦。据《汉书》记载,武帝以来朝廷待乌孙甚厚,双方聘问不绝。武帝为了抚定西域,遏制匈奴,曾两次以宗女下嫁,订立和亲之盟。太初间(前104-前101),武帝立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生了四男二女,儿孙们相继立为国君,长女也嫁为龟兹王后。从此,乌孙与汉朝长期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常建首先以诗笔来讴歌这段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能以少总多,用笔之妙,识见之精,实属难能可贵。
一、二句平述史实,为全诗铺垫。三、四句顺势腾骞,波涌云飞,形成高潮。“天涯”上承“归去”,乌孙朝罢西归,马足车轮,邈焉万里,这辽阔无垠的空间,便隐隐从此二字中见出。“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尤为昂扬。诗人用彩笔绘出一幅辉煌画卷:战争的阴霾消散净尽,日月的光华照彻寰宇。这种理想境界,体现了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崇高理想,是高响入云的和平与统一的颂歌。
“兵气”,犹言战象,用语字新意炼。不但扣定“销”字,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缴足。环环相扣,愈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沈德潜诩为“句亦吐光”,可谓当之无愧。
常建的诗作,大多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在这首诗里如此称颂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当是有感于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的乱政而发的,可说是一剂针砭时弊的对症之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乌孙来汉朝朝聘后,取消王号,对汉称臣。
边远地方停息了战争,战争的烟尘消散了,到处充满日月的清辉。
注释
玉帛:古代朝聘、会盟时互赠的礼物,是和平友好的象征。后代遂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语。
朝回:朝见皇帝后返回本土。
望帝乡:述其依恋不舍之情。帝乡:京城。
乌孙:汉代西域国名,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此处借指唐代的西域国家。
不称王:放弃王号,即内服于唐朝。
兵气销为日月光:战争的烟尘消散了,到处充满日月的清辉。
边塞诗大都以词情慷慨、景物恢奇、充满报国的忠贞或低徊的乡思为特点。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却独辟蹊径,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诗的头两句,是对西汉朝廷与乌孙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概括。“玉帛”,指朝觐时携带的礼品。《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谓。执玉帛上朝,是一种宾服和归顺的表示。“望”字用得笔重情深,乌孙使臣朝罢西归,而频频回望帝京长安,眷恋不忍离去,说明恩重义浃,相结很深。“不称王”点明乌孙归顺,边境安定。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民族,为西域诸国中的大邦。据《汉书》记载,武帝以来朝廷待乌孙甚厚,双方聘问不绝。武帝为了抚定西域,遏制匈奴,曾两次以宗女下嫁,订立和亲之盟。太初间(前104-前101),武帝立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生了四男二女,儿孙们相继立为国君,长女也嫁为龟兹王后。从此,乌孙与汉朝长期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常建首先以诗笔来讴歌这段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能以少总多,用笔之妙,识见之精,实属难能可贵。
一、二句平述史实,为全诗铺垫。三、四句顺势腾骞,波涌云飞,形成高潮。“天涯”上承“归去”,乌孙朝罢西归,马足车轮,邈焉万里,这辽阔无垠的空间,便隐隐从此二字中见出。“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尤为昂扬。诗人用彩笔绘出一幅辉煌画卷:战争的阴霾消散净尽,日月的光华照彻寰宇。这种理想境界,体现了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崇高理想,是高响入云的和平与统一的颂歌。
“兵气”,犹言战象,用语字新意炼。不但扣定“销”字,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缴足。环环相扣,愈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沈德潜诩为“句亦吐光”,可谓当之无愧。
常建的诗作,大多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在这首诗里如此称颂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当是有感于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的乱政而发的,可说是一剂针砭时弊的对症之方!
此诗抒写羁旅之情。首联“忆归休上越王台,归思临高不易裁”,从广州的著名古迹越王台落笔,但却一反前人的那种“远望当归”的传统笔法,独出心裁地写成“忆归休上”,以免归思泛滥,不易裁断。如此翻新的写法,脱出窠臼,把归思表现得十分婉曲深沉。
颔联“为客正当无雁处,故不谁道有书来”,诗人巧妙地运用了鸿雁南飞不过衡山回雁峰的传说,极写南海距离故不的遥远,表现他收不到家书的沮丧心情。言外便有嗟怨客居过于边远之意。李煜的“雁来音信无凭”(《清平乐·别来春半》),是写见雁而不见信的失望;而曹松连雁也见不到,就更谈不上期待家书了,因此对句用“谁道有书来”的反问,来表现他的无限懊恼。
颈联“城头早角吹霜尽,郭里残潮荡月回”,展示了日复一日唤起作者归思的凄清景色。出句写晨景,是说随着城头凄凉的晓角声晨霜消尽;对句写晚景,是说伴着夜晚的残潮明月复出。这一联的描写使读者想起唐诗中的有关诗句:“三奏未终天便晓,何人不起望乡愁”(武元衡《单于晓角》);“回潮动客思”(李益《送归中丞使新罗册立吊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在唐人心目中,明月、晓角、残潮,都是牵动归思的景色。如果说,李白的《静夜思》写了一时间勾起的乡愁,那么,曹松这一联的景色,则融进了作者连年羁留南海所产生的了无终期的归思。
归思这样地折磨着作者,平常时日,还可以勉强克制,可是,当新春到来时,就按捺不住了。因为新春提醒他在异乡又滞留了一个年头,使他归思泉涌,百感交集。“心似百花开未得,年年争发被春催”,形象地揭示出羁旅逢春的典型心境,把他对归思的抒写推向高潮。句中以含苞待放的百花比喻处于抑制状态的归心,进而表现每到春天他的心都受到刺激,引起归思泛滥,那就像被春风催开的百花,竞相怒放,不由自主。想象一下号称花城的广州,那沐浴在春风里的鲜花的海洋,读者不禁为作者如此生动、独到的比喻赞叹不已。这出人意表的比喻,生动贴切,表现出归思的纷乱、强烈、生生不已、难以遏止。写到这里,作者的南海归思在几经婉转之后,终于得到了尽情的倾吐。
这首诗在艺术上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它没有采用奇特的幻想形式,也没有采用借景抒情为主的笔法,而是集中笔墨来倾吐自己的心声,迂曲婉转地揭示出复杂的心理活动和细微的思想感情,呈现出情深意曲的艺术特色。
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
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
开端从自身宦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说。“长忆”,是就行役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
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五),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一、《有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词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作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是归故乡(蜀地),叙“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杭州)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承。
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
过片承上“归去”句,展开了与陈襄同游西湖的想象:“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作平平叙写,而是将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迭印”在一起,这就平添了诗的意蕴。两句既表达了友情,又扣住杭州美景来写,与上文“吴山好”、“吴蜀风流”相照应。篇末两句进而想象共饮的情景,要友人在宴会上仔细看一下,怕是自己容颜变得衰老了。这两句扣合着自身行役在外、数月未归的经历,流露出岁月流逝、羁旅劳苦的感慨。出语坦率而略带诙谐,这是真挚的友情一种自然的表露。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