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一至二句直抒客居他乡，至春不归，远离朋友的思念之情。叙述自己羁旅在外，本已多恨，现在又逢春天来到，自己仍是独处异地，无法回去与知己乡友欢聚，因而更是恨恨难平。一个“恨”字感情色彩浓重，表达了对去家为官的厌倦和思友之深切。“春”字点题，并引出下面的景物描写。
三至六句描写诗人所看到的翠枝绿水、鸟飞鱼戏的春景，这是一幅生气勃勃、春意盎然的壮丽画面。刻意描绘“春日”景象，是全诗的精彩所在。“翠枝结斜影，绿水散圆文”，写春的静默，并映照出诗人的孤寂。“结”字用得很精妙，将视线由实引向虚，又由虚来反映实，虚实相连相衬，层次分明。“散”则用得很舒展，以层层涟漪来反映水之宁谧、轻微、柔和而又有节奏。诗人一定对大自然的沉思和无声的叹息有所共鸣。这二句造语自然，对仗工巧，很能体现诗人锻词炼句的功夫。“戏鱼两相顾，游鸟半藏云”，诗人写鱼和鸟，多么亲昵、快活而又自在。“戏”和“游”互文见义，突出了鱼和鸟的欢快。“半藏云”，“半”字用得也很精妙。是指鸟儿飞得很高，在云中忽隐忽现。这二句的视点由低到高，由近及远，同时也在把眼前的春的活泼引向一种虚幻的境界。这里呈现着的，是一幅青山绿水、鸟飞鱼跃，充满生机活力的春景图。本应令人心旷神怡，尽情游赏，而诗人想的是连鱼鸟也结伴同游，相互欢乐，何况我们称为万物之灵的人，自然就触景生情，想到故乡朋友，如同他们一道流连于春景之中：或登山远眺，神州大地，万紫千红，尽收眼底，或临江垂钓，桃花鱼汛，鱼肥蹦跳，定能满载而归；或游园观景，阳春烟景，大块文章，饮酒赋诗，必有佳作。只有这样与朋友一同欢乐，才是春日里真正的欢乐。由此，这四句景物描绘实际也完成了诗人心境的写照。
七至八句对朋友直述，现在是想念您的时候。既点明了景物描写的意义，又呼应了诗的开头。“何时不悯默”，实际是开头“旅心已多恨”的某种重复，只是换作了反诘语气。“多恨”是一种直叙心意的说法，“悯默”还见出某种神态的刻画。“是日最思君”，语气凝重，情深意长，令人慨叹。这两句说，我旅居在外，与故乡朋友分离，无时无刻不在默默不语地为此而忧愁，况今日面对大好春光，不能与之共赏，多么可惜，对您更加无比地想念。这是本诗的主题，也是诗人寄诗乡友的主要目的。
诗人恨为春至而添，思因景触而深，首尾合作一意。中间点染春日物色，翠枝、绿水，纯然景语；戏鱼、游鸟，寄思于物。语不在裕，却能写出景物撩思万般，使首尾珍重语自然有着落。王维《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亦仿佛与这首诗末联有所通会。
这首诗首联写自己长久客居外地，终于可以回到桐庐。颔联从时间着笔，写傍晚舟中所见。颈联从经过的山水着笔，写归途景物。尾联写自己只听见雁声而未见雁鸟，与“岁暮”相呼应。这首诗明暗相衬，动静结合，绘声绘色，给人以清晰的立体状的画面感。
这首诗首联是说：长久客居外地，不觉已经出现花白的头发了。此刻从桐庐乘着扁舟独自归来，表现出思归之情非常殷切。
颔联：“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从时间着笔，示傍晚舟中所见。这两句自然清颖，富于理趣，表面上信手拈来，实由洗练而出。时当上弦，新月已上，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天空中浮起了一弯眉月，而此时天边霞彩，却显得绚丽可爱。澄江如练，余霞成绮。虽然新月还未能朗照，却也带着些淡淡的晴彩了。东天的如眉初月，西天的夕阳在山，人在舟中，俯仰成趣。
颈联是从经过的山水着笔，写归途景物。时近黄昏，晚风渐紧，渔浦边上已聚集了渔舟，暮潮也随着兴起。江岸那边的龙山一带，升上了阵阵些微的炊烟，远方也见到星星的灯火。天空渐渐呈现了暮色，作者所乘的船儿，也便停泊了下来。
尾联：“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在泊舟之后，听到沙洲上已有落雁的声音。在草木黄落的深秋，鸿雁是惯于南飞的。现在一行行南飞的归雁，已在寻求它们歇宿的地方了。作者于凝静中看到“平沙落雁”的情景，而所见之景、所闻之声，却都是动态，这些景象，使作者更生思归之情。这两句和诗的起笔相应，显示出“物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意味。全诗作意，正在于一个“归”字。
这首五律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冬季独具特色的暮江晚景。最后一联用“闻”字写人惊雁飞，使整个图景延伸出无限幽思，静僻处顿添神采，犹如雁高飞而留馀响，渺远飘逸。这首诗，思致清远，刘攽《中山诗话》说：“潘阆诗有唐人风格，仆谓此诗，不减刘长卿。”刘长卿在唐代被称为五言长城，其诗句如“离人正惆怅，断月愁婵娟”、“石横晚濑急，水落寒沙广”，皆与此诗相近。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