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肩吾有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儿,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如:“姊妹无多兄弟少,举家钟爱年最小。有时绕树山雀飞,贪看不待画眉了。”(《效古词》)而这首《幼女词》更是含蓄兼风趣的妙品。
诗一开始就着力写幼女之“幼”,先就年龄说,“才六岁”,说“才”不说“已”,意谓还小着呢。再就智力说,尚“未知巧与拙”。这话除表明“幼”外,更有多重意味。表面是说她分不清什么是“巧”、什么是“拙”这类较为抽象的概念;其实,也意味着因幼稚不免常常弄“巧”成“拙”,比方说,会干出“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左思),“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杜甫)一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此外,这里提“巧拙”实偏义于“巧”,暗关末句“拜新月”事。读者一当把二者联系起来,就意会这是在七夕,如同目睹如此动人的“乞巧”场面:“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林杰《乞巧》)诗中并没有对人物往事及活动场景作任何叙写,由于巧下一字,就令人想象无穷,收到含蓄之效。
前两句刻划女孩的幼稚之后,末二句就集中于一件情事。时间是七夕,因前面已由“巧”字作了暗示,三句只简作一“夜”字。地点是“堂前”,这是能见“新月”的地方。小女孩干什么呢?她既未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寻找萤火,也不向大人索瓜果,却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大人“拜新月”呢。读到这里,令人忍俊不禁。“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的少女拜月,意在乞巧,而这位“才六岁”的乳臭未干的小女孩拜月,是“不知巧”而乞之,“与‘细语人不闻’(李端《拜新月》)情事各别”(沈德潜语)啊。尽管作者叙述的语气客观,但“学人”二字传达的语义却是揶揄的。小女孩拜月,形式是成年的,内容却是幼稚的,这形成一个冲突,幽默滑稽之感即由此产生。小女孩越是弄“巧”学人,便越发不能藏“拙”。这个“小大人”的形象既逗人而有趣,又纯真而可爱。
这类以歌颂童真为主题的作品,可以追溯到晋左思《娇女诗》,那首五古用铺张的笔墨描写了两个小女孩种种天真情事,颇能穷形尽态。而五绝容不得铺叙。如果把左诗比作画中工笔,则此诗就是画中写意,它删繁就简,削多成一,集中笔墨,只就一件情事写来,以概见幼女的全部天真,甚而勾画出了一幅笔致幽默、妙趣横生的风俗小品画,显示出作者白描手段的高超。
这首诗毛泽东写于1962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诗词的开山鼻祖。屈原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鼓舞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仁人志士。毛泽东在此诗中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把屈原的才华、当时的世情、以及屈原在悲愤、绝望中的心境精炼和巧妙地作了艺术再现。全诗语言精练简洁,笔锋犀利,比喻浅显明白,诗意深邃。
诗人生前特别爱读《离骚》,曾多次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和屈原著作。诗人运用诗句的艺术魅力,同情屈原的遭遇,诉说屈原能赋骚是因为手中有一支战斗之笔,用来捍卫自己和国家,同时歌颂了屈原强国抱负,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
屈原在《离骚》一诗中不仅讥刺群小,还把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责难楚王听信谗言,不察忠良,不体恤民心。又责怪楚王言而无信,半途而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这种大胆的指责充满了批判的力度和反传统的揭露作用,也遭到后代保守的儒家学者的微词,如班固就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王逸《楚辞章句序》),认为屈原对楚王的批评是出于怨恨,讥刺群小是出于露才扬己,朱熹也评价屈原的《离骚》是变风变雅,“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朱熹《楚辞集注序》),但在今天看来,屈原的伟大正在于这种“批判君恶”的无畏与高洁。而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便是对这句诗的最好注解:“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稍逊一筹……”
此诗的第三句“艾萧太盛椒兰少”是借用《离骚》中的词语。《离骚》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特征便是用比兴寄托、香草美人来抒情议论,用香花香草比喻贤德之人,用恶花臭草比喻奸佞小人。如王逸所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在这里,艾萧是艾蒿,一种臭草,而椒兰是申椒和兰草,是芳香植物,因此,这句诗是用比兴感叹当时的楚国小人很多,朋比为奸,邪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像屈原一样的贤臣却少而微弱,不能与黑暗势力抗衡,如屈原所写“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正是这种正邪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楚国最终走向灭亡,也使得屈原最终无所希望,而走向自沉,即此诗的最后一句:“一跃冲向万里涛。”
末句中最特别的字是两个动词:跃和冲。跃,写出了屈原的果决勇敢,义无反顾,“冲”写出了屈原以死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万里涛,则是一幅深远壮阔的画面:江水滔滔,无情有情,水流不已,斯人永存。屈原的死是令人哀伤的,可在毛泽东大气度的笔下,则变哀伤为悲壮,气势宏大,气象开阔,发前人所未发,一改历史上的屈原形象。
在毛泽东笔下,屈原已经不是令人悲悯的绝望诗人,而是一个坚强勇猛的战士,是一个坚守正道忠贞,不屈服于恶势力而以身殉志的英勇无畏的形象,从而从政治的高度对屈原的性格进行了深层的挖掘。既暗含了对屈原的赞美之意,又暗含了对屈原的凭吊之情。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