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一首借景抒怀的诗，也是一篇追忆往事，感怀身世的作品。前两句点明雨夜的场景，诗人由此对雨生愁；后两句写诗人十年飘泊之恨，在旅夜灯前，随雨齐来，体现了诗人凄苦、孤愤的情绪。全诗情景交融，不用典，不雕琢，纯用白描，使惆怅自怜的情绪溢于言外。
开篇两句，诗人先从室外大范围布景，由天空而地面。古人论诗，认为“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可以“互藏其宅”。此诗前两句景物描写，正是这种情景相生、互藏其宅的例证所写景物既是触发诗人情思的契机和媒介，又由于被诗人注入了自己的心境和感情，经过情绪的酝酿和处理，能够渲染出一种浓重、压抑的气氛，对于表现诗人身处暗世、壮志难酬的孤愤悲苦心态，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特别是“暗结愁”三字，看似写景，实则已是在写诗人自己，正是“托物言志”了。
后两句写的是诗人彼时彼地的独特感受。笔锋一转，由室外而室内，从寥廓的自然景象而回到了诗人自身。窗外漆如墨，室内一孤灯，这是室外与室内之对比，从而引出了诗人自身的感慨。诗人曾经的坎坷遭遇，经过雨夜这一特定的情景的触发，已经桩桩件件“到心头”，此处有着凄苦、孤愤情绪，诗人怀想、咀嚼、总结、反思，其中况味，诗人只能独自品尝。
这首七绝谋篇布局，先天空而后地面，先室外而后室内，以“半夜灯前”和“月华星彩”对照，“一时”和十年”呼应，时间空间，错落有致，构成一种俯仰开合、百感苍茫的情思和意境，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概括力。全诗写景抒情，从头到尾不着一点亮色，也正反映了作者的这种悲苦心境。
以“阳春曲”曲牌写春景，可谓名副其实。这组“阳春曲”包括三支小令，渲染出一派风和日丽、蝶逐蜂嚷、百花争艳的烂漫春色。虽是一组曲，但三首又各有侧重。
第一首可名之为“春晴”。首两句写景。首句写墙头杏花。这里的杏花不仅有数支，而且像堆琼砌玉的红雪般，这就突出了花的繁茂。这里的杏花是是晴天的景物。次句写青山。由于青山在屋后较远的地方，所以看上去像一架屏风。“一春能得几晴明？”强调这晴的难得，这一问句流露出了作者满意的心情。“三月景，宜醉不宜醒”，是在赞美令人陶醉的阳春三月，显示了作者悠然自得的心态。
第二首可名之为“春睡”。“残花酝酿蜂儿蜜，细雨调和燕子泥。”花虽然残了，蜂儿却还在花丛中飞来飞去，从残蕊中采蜜。这样的残花依然是美好的，不给人以零落凄凉之感。春雨往往令赏春者扫兴，可是燕子却还在雨中穿梭忙碌，衔泥筑窠，纷纷的细雨不但没有妨碍它们，反而帮助它调和泥土。燕子这是非常感激这细雨。燕子无情，人是有情的，这是诗人在赞美春雨。这两句体现了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从小小的虫鸟活动中看出了春意。作者以喜悦的心情写了残花、细雨，写了春的另一种旖旎。“绿窗春睡觉来迟”写窗内人的浓睡，似与窗外的燕、蜂无关，但一个“春”字点出了前后的内在联系，又加一个“绿”字对“春”做了补充，窗内窗外联成一片了。睡意之酣畅，正因为春天气候之宜人。“觉来迟”，毕竟还是醒了。是因为“窗外晓莺啼”惊醒的，这是对莺声的欣悦。这里写浓睡，是写了春天；写醒叫觉，也是写春天；都写了春天的美好。
第三首可名之曰“春归”。首两句写春归的景色。上句写近景，下句写远景。“一帘红雨桃花谢”是房前景象。 “十里清阴柳影斜”是放眼远望的景象。初春之柳，是淡黄疏影；绿柳成荫已是春深了。两句构成残春景象，却仍然是美的：红花绿柳，相映成趣，色彩鲜丽，令人赏心悦目。下一句写人对春去的依依不舍。名花之城洛阳的人们赏春的人比平时多起来，是因为春已无多，也有为春饯别之意。最后两句，作者感叹：“春去也，闲煞旧蜂蝶。”没有了花，蜂蝶自然无所事事了。虽是感叹惋惜，却并不感伤。
总之，这组曲子将春意写得十分浓丽，使人得到暖融融、醉醺醺的感受，并在细小的物像中显出大自然复苏后的生机。三首曲子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在写法上也注意了变化。第一首论述，第二首问答，第三首感叹。三首比照，浑然一体而又多姿多彩。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首句点题，次句一个“空”字，统领全篇。此“空”，既是对邺都故址败落凄清环境的概括，又是诗人身临其境所产生的茫然无着心情的流露，悲戚怀古之情寓于其中。“复何见”三字，以一设问，自然引出中间四句的具体描绘。东风，在古诗中尤为常见，如李商隐《无题》：“东风无力百花残，”如李煜《虞美人》“小春风吹醒万物，百花欣欣向荣。楼昨夜又东风”等等，暗示出春天已到来，呼应结句“春色”。飞云殿，从名称上可以使作者想见当年的气势。而今，在这样一个暮春的傍晚，却只有东风薛阵，野火飘飘，通过凄凉景象，写出“人去尽’。这两句例重从人事方面写“空”。
以下两句侧重从事业方面写“空’。望陵台，为曹操当年饮酒作乐的地方，曾为曹操事业兴盛的标志，而如今漳水依然东流，高台却只与曹操陵墓空对，如诗人《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中所写：“邺都唯见古时丘，漳水还如旧日流”，城角的高台与城北的流水这种种形象之间的对照和映衬，便透露出事业付流水之意。上文说“城空”，本不该再有所见，但实际上，这四句所见更突出了“城空”，并且使“空”的内容更具体化。诗的最后两句用“人去尽”总承上顶四句，再度强调“空”，回应诗的开头，使“空”字成为首尾贯串的线索。春色依然，人事惧非，这两句又是对春色的感叹，实际是对古人不常在，事业不常在的感叹。开头说“复何见”，结尾说“为谁来”，两处问句迢迢呼应，加深了这种感叹的分量，全诗遂在不尽的感叹中结束。
这首诗以“空”为主线，通过总括、细描、抒慨三个层次的渲染烘托，写出古都邺城的“四空”，凭吊古迹，惋叹人生，寓情于景。全诗语言素淡自然，朴茂浑涵，颇有汉魏古诗的悲凉慷慨的风格。诗篇前四句五言，后四句七言，五、七言并用，不拘一格，依物事的描写、感情的起伏而选择变化，使诗歌既有潇洒明快的格调，很适于表现怀古的主题并具饱满深厚的力度，为岑参早期诗歌代表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