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这首《添字采桑子》是纳兰写的词里的又一个谜团，许多人都在猜想这首词纳兰是为谁而作，参考大量史料，人们想要找出这首词背后的那个女子是否也如同这词一般美丽温婉。这段故事终究因为时间太长，湮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
“闲愁似与斜阳约”，像是抒情，闲愁仿佛是与夕阳有约，当夕阳西下之时，愁绪便上来满怀。将愁绪与夕阳联系在一起，还拟人似的写闲愁与斜阳相约既写出了闲愁，又体现出了情趣。而后写道 “红点苍苔，蛱蝶飞回。”青苔为何能成为红色，让人忍不住想过之后，纳兰才给出答案，原来是蝴蝶停落在苔面上，让绿色的青苔看起来，犹如红花点缀，片片落红。闲愁的人儿还有心情看这不引人注目的青苔，可见这份闲愁也并不是真的无药可解。美丽的景色能够使人心旷神怡，这个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在上片最后，纳兰写道： “又是梧桐新绿影，上阶来。”单纯的描述，看不出不好的情绪，就连一开始抒发的闲愁，在这景色中，似乎也被化解掉了。绿色的树荫，映上台阶。山野情趣，有韵味，有雅致的味道。上片似在写愁，又不像在写愁，心绪与景色融合一起，一言以蔽之，是清冷中带着妙趣，妙趣中夹杂着孤寂，相得益彰，相互映衬。
下片开始一句便是“天涯望处音尘断”，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望断天涯却音信全无，杳无音信就是让词人产生闲愁的原因。但至于何人迟迟不给纳兰音信，纳兰又是在为什么人揪心，词中并无解释，人们也无从知晓。而后那句“花谢花开，懊恼离怀”更是写出了纳兰焦急的等待，想来那人对纳兰很重要，使得纳兰等过花开花谢后还依然翘首以盼。带着满腔的愁绪，等待着远方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音信，词写到这里，闲愁的滋味再次涌出，比开篇更要浓厚。既然想念的人不在身旁，那只有睹物思人了。打开箱子，翻出那双金缕鞋，但是鞋子的主人而今身在何方呢。故事到这里便戛然而止。“空压钿筐金线缕，合欢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爱情故事，当刚刚讲到故事高潮时，却突然结尾。人们意犹未尽，但故事却已经结束。纳兰一向是把情爱表达得十分优美，十分含蓄。他在词中从来都是将再浓烈的情感，也用淡雅的词汇写出。仿佛那些情爱与他无关，他不过是在讲述一个旁人的故事。
这首诗是李白夜宿峰顶寺时题写的五言绝句，载于宋代邵博《邵氏见闻录》、赵德麟《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此诗运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峰顶寺的静穆和高峭秀拔的特点，表达了诗人对古代庙宇工程艺术的惊叹以及对神仙般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之情。全诗语言朴素，想象瑰丽，夸张巧妙，平中见奇，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诗的首句交代时间地点，其实也点明了人物和事件。次句以夸张的技法来烘托峰顶寺之高耸云霄。一举手就可以摸到天上的星星，不用说高，人们能想象出其高来。这便是李白最擅长的以情写景，以景抒情的夸张。这里字字将读者的审美视线引向星汉灿烂的夜空，非但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慨，反而显示出一种旷阔感，以星夜的美丽引起人们对高耸入云的峰顶寺的向往。
三、四两句，“不敢”写出了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诗人在那儿都不敢大声说话，唯恐惊动了天上的仙人。诗人“不敢”与深“惊”的心理，促使人去想象“峰顶寺”与“天上人”的相距之近。这样，峰顶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寥寥数语，就道尽了山寺的静穆和峰顶之高峭秀拔。
此诗仅二十个字，就酣畅淋漓地表现出了人在高处的愉悦和豪放之情。语言自然朴素，却形象逼真。全诗无一生僻字，却字字惊人，堪称“平字见奇”的佳作。诗人借助大胆想象，渲染峰顶寺之奇高，把峰顶寺的高耸和夜晚的恐惧写得活灵活现，从而将一座几乎不可想象的宏伟建筑展现在读者面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身临其境的感觉。扪星辰、惊天人，这些仿佛是童稚的想法，被诗人信手拈来，用入诗中，让人顿感情趣盎然，有返璞归真之妙。
此诗借送人还京，自抒被放去朝之恨及眷恋长安之情。首两句，诗人以简单的疑问句，说明诗人是从何处归来。“劳”、“苦”字都为下文的“沐猴”、“牛滞”起到了有力的铺垫作用，慢慢引出受排斥、遭打击的处境。
第三、四句以猕猴自喻，前句谓己不堪着冠带在朝，后句谓己困顿迟滞于东鲁。诗人说那些腐朽权贵活像猕猴带高冠，不值得一谈，自己却如骑土牛一样，政治上受打击、排挤，滞留在这东鲁一带，长期停留在低微的官职上。诗人借“沐猴而冠”用来讽刺当时的权贵，说他们毫无政治眼光，只不过是带帽子的猴子，不足言，不值得一谈，表达诗人对那些“沐猴而冠”的权贵投以极端的蔑视。
第五至十二句，主要描写了诗人、李沈与李凝的离别时情景。李白这里是用故事中的月色写眼前的景色。以浊水泥和清路尘会合不到一起与李沈离别。“绝”字是说感人的琴声也弦断音绝了，表达诗人不愿看到离别这一幕。“惜”字道出了送客的人都恋恋不舍，更道出了诗人的叹惜和依依不舍之情。李白这里是用故事中的月色写眼前的景色。以浊水泥和清路尘会合不到一起比喻离别。这里比喻与李沈分别。
第十三至十六句，诗人用故事中的月色写眼前的景色，以浊水泥和清路尘会合不到一起与李沈离别，想象李沈走后的思念情怀。
第十七至二十句，诗人曾经在这个地方做过皇帝所亲近的臣下，虽然遭受打击，但仍然坚持进步的政治理想。
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句，诗人在这里用屈原的遭遇来喻指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愤懑心情；以崔姻得罪窦宪被贬一事，比喻自己因反对腐朽权贵而受到打击。
第二十三至二十六句，诗人在政治上受打击的创伤很重，又像断了翅膀的孤雁，随着被风吹起的蓬草翻飞，听见虚发的空箭声就从天上掉下来了。诗人以张长公比喻自己已经被迫离开朝廷，无法再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坠”字表面上是描写断了翅膀的孤雁听见虚发的空箭声而坠落，实质是表达诗人自己受排斥、遭打击的愤懑情怀。“怜”字有怜惜、悲凉之意，诗人因为没有人怜惜像他这样的人才，而感到悲凉和痛苦。反衬出唐王朝统治的黑暗政治现实。
诗的结尾，诗人又以辛辣的笔锋，把矛头直指以唐玄宗为首的唐王朝统治，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久弃青云土”的黑暗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