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抒写了丹青重识的悲戚。睹物思人,自然情伤,更不用说是面对展露容颜笑貌的画像了。放“泪咽却无声”,起句感情凝重。因无声之泣比有声之哭更具酸楚之感,因而它的哀痛之情尤足悲人。“只向从前悔薄情”,语痛情切,读后如见作者对着画像呼唤亡灵表示悔痛的情景。从前未必薄情,然而言“悔薄情”者,严厉责己,正表现出爱之深、爱之切。“凭仗丹青重省识,一片伤心画不成”,道出了突然见到亡妻画像时的复杂心情与怆绝感情。生时虽然同床共席,但死别使他们分离,今天凭借画像重新见到了那清俊的面庞,盈盈的双目,怎能不使他悲伤欲绝呢?“画不成”这一句,用元好问《十日作》成句,意谓因伤心一片故难以握笔填词,上阕就在这样浓重的伤情中结束。
词的下阙写回忆诀别的哀痛。“别语忒分明”一句,虽未具体写别语的内容,但它包含着妻子临终时没说完的肺腑言、衷肠语。如今它是那样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声音,孰料它竟成永别的遗言!言犹在耳,痛定恩痛,令人不胜其哀。“午夜”三句,以“梦”喻生,以“醒”喻死。“午夜鹣鹣梦早醒”,喻他们夫妇如比翼之鸟情深意蜜,却中道分离。这里用“避讳”手法,不忍言死,既以减轻自己的悲伤,也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挚爱。自妻子死后,他时刻处于思念之中,尤其在深夜,听着风吹檐前铁马,更鼓声声,痛悼、思念之情,便齐涌心头,常常泣不成声。“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泣尽风檐夜雨铃”之句,化用唐明皇闻铃总念杨贵妃作《雨淋霖》曲的典故,抒发了这种恨好景不常、好梦易醒,无限思念、无比哀痛的感情。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写诗人悲伤地辞别亲人,离开故乡,骑马上路了。诗人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是说:世间的事缠绕着我,使我无法脱身。前两句写辞别上路,是紧扣“赴洛”题意。辞别而至于低声哭泣,这固然是由于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做一件大事,正如齐梁诗人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巳矣。”(《别赋》)也是由于诗人前途莫测而感到悲哀。后两句一问一答,而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痛。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晋武帝“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而《晋书·陆机传》说:“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样的人才,又出身名门,当然不乏官员推荐。迫于官府之命,赴洛阳似非他心中所愿意的,故以“世网”缠身喻之。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写旅途中的忧思。诗人沿着向北的小洲往前走,思念纠结在故乡——南边的渡口。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荒野的小道空旷不见人的踪影。一路上,他充满叹息和忧愁。这里记述的主要是行程,沿着“北渚”向前走,路越走越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的心上满载着忧愁。
“野途”句引起下文,诗人开始着力描写沿途的自然山川景物:“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意思是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山林川泽逶迤曲折向前延伸,草木丛生,茂盛稠密。深深的山谷不时传来虎啸声,高高的树巅有金鸡啼叫。半夜里悲风袭人,孤零零的野兽从我跟前走过。这里所描写的景物,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还有“虎啸”、“鸡鸣”、“哀风”、“孤兽”。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胆战心惊。这样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令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这篇抒情小赋写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这里写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儿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王粲描写的凄凉景象,对环境起了渲染作用,对诗人内心的悲愤苦闷起了烘托作用。如此说来,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赴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这是因为诗人在赴洛阳之后的前途实在是吉凶难卜。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自然景色触动了诗人,从而产生了悲哀的感情。深沉的忧思纠缠郁结,绵绵无尽。诗人伫立山上,眺望故乡,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的身影,只有自己怜悯自已了。诗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生离死别的悲哀步上赴洛阳的道路,面对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激起他无限的愁思。孤独、失意、怀乡、自怜的感情油然而生。前途茫茫,他感到惆怅迷惘,
陆机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等都是华美的排偶句子。
此诗的头四句以陇上流水来映衬诗人的独身远行。“远行客”是诗人自称。诗人登上陇山之巅,想起乐府民歌《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诗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歌辞中说的是非常相似的。“陇上分流水”既是写实,也是衬托作者只身远游的孤寂悲凉心情。据《三秦记》:“陇山顶有泉,清水四注,俗歌: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诗的第三、四句运用顶真法紧承头两句而来:“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以流水不尽来比喻人的行程无尽。
诗的后四句是诗人以大丈夫自许,抒发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浅才通一命”,这里是指诗人即将就任的左饶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实际上这是幕府中重要的文职军官,地位仅仅次于判官。诗人称“浅才通一命”不过是谦词罢了。“孤剑适千里”,大有慷慨行侠的意味。《史记·淮阴侯列传》:“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结尾两句“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指明了诗人此番远行的原因。诗人并非不眷恋思念自己的故乡,他之所以离乡远行,全都是为了报答知己的知遇之恩呵。高适也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他对哥舒翰的荐举是非常感激的,当时世风,要作官除考试一途外,若无人荐举是作不成官的,因此高适说“从来感知己”。“感知己”也仅是表层的一面,深层的原因则是高适想借此荐举机会,入幕从戎,一展身手,实现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抱负。正是这种内在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诗的后半部分昂扬的基调。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简洁的诗句表达了尽可能丰富的思想,诗中既有游子思乡的情思,又有仗剑戍边的豪情,既有报答知己的侠肝义胆,又有为国效力建功的雄心壮志,思想感情波澜起伏,曲折多变。从全诗的情感流动看,是先抑后扬,最后以昂扬的调子结束全篇,给人以奋发向上之感。胡应麟评说高适的五言古诗“意调高远”,“深婉有致”,由此诗可见一斑。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