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诗首句言牛终生辛劳，硕果累累，不言牛“病”，又字字含“病”意，年复一年，力耕千亩，获实千箱，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次句言牛虽功绩至伟，却没有人对它同情哀怜，责问语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四句以牛的口气作答，将牛人格化，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
此诗中的牛，亦是诗人自喻。李纲官至宰相，他为官清正，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但为投降派奸佞排挤，为相七十天即“谪居武昌”，次年又“移澧浦”，内心极为愤抑不平。因此，作《病牛》诗以自慰、自白。
这首诗运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既是成功的咏物诗，更是杰出的言志诗，为后世传诵。
在中国诗歌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吟咏鸱鸮的诗作之后，吟咏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咏物诗可谓层出不穷。在浩如烟海的咏物诗中有不少格调颇高、艺术精湛、韵味无穷的佳作。李纲的这首《病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不谈此诗所具有的高度概括力，也不说此诗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只是想欣赏一下其“离形得似”、“托物言志”的艺术。司空图《诗品·形容》认为，诗人“形容”（指描摹客观事物）能不拘形似而求得神似，才是精于“形容”者：“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李纲正是精于“形容”者，其《病牛》诗达到了“离形得似”，也即不拘于描写对象的外形外貌相似，而求得描写对象精神相似的境界。作者吟咏病牛，笔墨重点不在绘其形，而在传其神。
诗的前两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写病牛耕耘千亩，换来了劳动成果装满千座粮仓的结果，但它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这里，作者从揭示病牛“耕犁千亩”与“实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复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所同情的境遇。首句中的两个“千字”，分别修饰“亩”与“箱”（通“厢”，指粮仓），并非实指，而是极言病牛“耕犁”数量之大、劳动收获之多，同时，也暗示这头牛由年少至年老、由体壮及体衰的历程。次句反诘语气强烈，增添了诗情的凝重感。
诗的后两句笔锋陡地一转，转为述其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它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它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羸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写，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羸病，一心向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病牛的形象，既绘出其身体病弱之形，更传出了其不辞羸病、志在众生之神。如此咏牛，颇为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不过，此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我们只要能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知人论世”，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赞颂了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志在众生、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 “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
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想着社稷，念着众生，因此其笔下力尽筋疲、无人怜惜而不辞羸病、志在众生的老牛即诗人形象的化身。
作者正是这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来吟咏病牛，托物言志的。因而，此诗中的病牛，也即作者自身的形象活了，动了，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美感。
起句突兀，写醉中闻鸡起舞，表示正值国家多事之秋，系心社稷，欲有所为。闻鸡起舞这个故事，后来成为英雄豪杰报国励志的范典。“醉来”二字，隐涵沉痛和忿激。当时金庭君昏政乱，皇族倾轧，国势日颓，大厦将倾，词人喝酒醉后，忧国的情绪冲破自我克制，表现出本能的狂放的冲动。一听到中夜鸡鸣，便立即起身，长袖舞剑，气概凌霄。词人此时心境，与当年横槊赋诗，以天下为己任的曹操一样，壮怀磊落，忧从中来，惊感时局危迫。《短歌行》首创于曹操。当时汉室危倾，天下大乱，百业凋敝，生民涂炭。曹操宴上酒酣，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慨当以慷，幽思难忘……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座者无不涕泣。这就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作《短歌行》，词人故说它“壮心惊”。这两句，也是对首句的串说，因为《短歌行》亦曹操醉中起舞所赋。作者在此强调人生短促、事业无成的忧忿。“西北神州，依旧一新亭”。金朝曾占有中国西北疆域，当时，“西北神州”为元人所占，故有此说。词人与金朝的有为志士，就象东晋诸名士一样，痛心国土沦丧，但欲救国而不能，只得聚会新亭，一洒忧国之泪。其中也含有词人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寓意。词人刘克庄亦有“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玉楼春》）的名句。“新亭”，在江苏省江宁县，东晋诸名士常于此饮宴，感国土沦丧，叹息流泪，而王导激愤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依旧一新亭”，语浅惰深，点破了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亦道出首句“醉舞”之隐衷。“三十六峰”以下三句，来了一个大跌宕，感情由悲壮低沉突变为高昂亢脊，形成一殷压抑不住的强大冲力，将全词情感高潮推向顶峰。嵩山为五岳之中，词人将之喻为倚天矗立的三十六柄犀利的宝剑。想象奇特，夸张形象。其间又运用宝剑精气上射牛斗的典故，说这三十六柄长剑，气象郁勃峥嵘，豪光紫气，上贯斗牛之间，这正是词人磊落胸怀和报国壮志的形象写照。上片八句，四处顿挫，抑扬郁勃，上凌九霄。
下片主要写老大无成，理想落空的悲慨。“古来豪侠数幽并”，承上启下。涵意有两层：一是说幽并多豪侠之士，但那已是往古的事，今之金廷却不多见；二是作者自谓，遗山乃并州人，他称自己尚存燕赵豪侠气概。《金史》称词人“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元德明传附元好问》），可见并非虚言。这是遗山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他的自信。“鬓星星，竟何成”承前句而发，言己虽乃幽并豪侠之士，但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忧愁催白了鬓发，不能为国立功，竟坐看西北国土沦亡。凄戚感伤和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他日封侯，编简为谁青？”是词人忿激之辞。意即，由于自己不在其位，报国无门，他日封侯，历史的编简定是为他人而青了这里，他借用杜甫《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其一）“封侯意疏阔，编简为谁青”陈句，与杜诗命意相同。遗山当时已三十三岁，尚未贵显，遂叹借此身已是封侯无望。最后，词人表示自己既然用世无望，便只好独善其身，隐居屏迹。元好问在此词末自注云：“钓坛见《严光传》”。可知其虽珠到过桐庐。却也是以严光自比。但是，词人的遁隐，不是政作飘逸萧散，而是出于沉痛的社会政治原因。“风浩浩，雨冥冥”便是将风雨如磐，天地迷冥这大自然为之悲泣堕褶的氛围，来作为环境渲染，强调词人隐逸的万不得已和十分忧愤悲伤。
上片歇拍“三十六峰长剑在，星斗气，郁峥蝾”，是词人内心深处的本质情感，所谓酒后吐真言是也。“一掬钓鱼坛上涸，风浩诰，雨冥冥”，是写词人迫于客观形势万不得已的抑情绪的物化。这两种不同的境界，一豪壮，一悲凉，它代表了词人精神面貌的两个方面。前者兴会飚举，豪气磅礴，志贯长虹，后者感慨怨悱，气象萧森，猿哀鹤唳。这种心理矛盾的尖锐冲突，造成词人深沉的痛楚，是此词基调。作为幽并豪侠，不能一展雄才，栖迟零落，世道的昏昧，亦可以想见。爱国的词人，焉能不面对钓台，悲泪滂沱。这首词豪壮郁勃，磊落直率，挟幽并之气，能代表遗山词的风格。
开头的“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似乎是写眼前景，——他们会饮的大明湖水亭外不也正有千余株杨柳，枝条低拂水际吗？但第四句的“江干”（长江边上）一词却暗示了此首所写仍是第一首所歌吟的“白下门”，诗人只是从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南京的杨柳罢了。
其下四句则曲折地显示南京的破败与荒凉。把“荷”与“镜”联系起来，出于梁代诗人江从简的《采莲词》：“持荷欲作镜，荷暗本无光。”寻是讽刺当时宰相何敬容的无能的，以“荷”影“何”。王士禛却只是利用“荷”与“镜”的这种关联，由“浦里青荷”想到了妇女用的镜子。“中妇”一词出于陈后主《三妇艳词》的“大妇上高楼，中妇荡莲舟，小妇独无事，……”是妯娌三人的中间一人，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到了中年。诗题为“三妇艳”，这当然也是一位艳妇。
第四句则出于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所以，这两句是说，在南京，伴随着万千杨柳的，是可以使人想到年轻，漂亮的妇人所用镜子和少女箱子的青荷与黄竹。南京本是有许多美丽的女性的地方，她们也常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今却只能由青荷而想象对镜的“中妇”，由黄竹而想象使用箱子的少女，却再也见不到那许多美艳的妇女了。
“隋堤”本指隋炀帝所开通的运河堤岸，在堤上筑有供其行幸所用的道路，路边植有很多柳树。这里借指南京杨柳众多的水边大道。第六句“不见琅琊大道王”下有王士禛自注：“借用乐府语。”“乐府”指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此处以“琅琊大道王”借指穿着华美衣衫的贵家少年。总之，以前在南京经常看得到的艳丽妇女、贵游子弟，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只有行将摇落的大片杨柳，伴随着青荷与黄竹，满目荒凉。
末两句则用唐代白居易《杨柳枝词》的典故。白居易的原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永丰坊为唐代东都洛阳的坊里名，白居易曾寓居洛阳。又据孟启《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国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孟启听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它在古代文人中却广泛流行。因此这两句是说：像过去那样的生长着娇嫩的杨柳——丰艳的青年女性——却令人深感青春的浪费、夭瘀的悲惨场所，现在也已成了值得羡慕的“风景地”，倘若有幸经过，就应“含情重问”。因为那里还有青春，虽然是悲凉的青春；而今却已压根儿没有青春了。——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阳”实暗寓南京。洛阳为唐代的第二个首都，南京则为明代的第二个首都。
此诗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了寒地之夜，贫苦人民和富贵人家悬殊的生活处境，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诗意境凄凉婉转，充满幽愤悲怆之情。
全篇立意，可用杜甫两句诗来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但它描绘得更为具体，展现了一幅贫富悬殊的画卷。一个寒冷的冬夜，贫苦的百姓们席地而眠。本该像今天北方烧炕似地，先用柴火将地皮烘热，然后才能躺下。可他们没有钱买柴火，只得睡在冰冷的冻土上。好容易挨到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于是站起来直叫冷。“半夜皆立号”五字，非常精炼而又准确。特别是那个“皆”字，又代表了无数啼饥号寒的普通百姓。
从“冷箭”一句起，诗人的笔触从地面转向四壁。冷箭、棘针，形容从破壁中吹进的冷风。“霜吹破四壁”，极言寒风之劲。霜花竟能从破壁中吹进，屋子缝隙之大可想而知。冷风挟着霜花，穿过破壁，象冷箭、棘针一般砭人肌骨，无此生活体验者绝不能写出，有此生活体验而不关心民情者亦不能写出。孟郊是一寒士，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曾云：“郊穷饿不能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故能写出此语。而“苦痛不可逃”一句，则呼喊出受难者的心声。室内尚如此寒冷，何况冰天雪地的室外，即使逃出去，也是活活冻死。联系下文来看，这句也可看作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苦寒的百姓是永远翻不了身的。
“高堂”二句写富贵人家夜宴时鸣钟奏乐，直至天明，烹调美味佳肴的香气还久久不散，四处可闻。同前面所描写的相比：贫者一何苦，富者一何奢！由此看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确是封建社会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在这种对立面前，贫者有两种选择，或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或揭竿而起、抗争命运。此诗作者选择了后者。
诗中写寒者不胜冻饿之苦，宁愿化作扑灯蛾，被灯火活活烧死。这是受冷之极、渴求温暖的一种心理变态，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尽管如此，那点燃着兰膏的华灯却被层层纱幔遮蔽，使他（或他们）难以接近。尽管“仙罗”遮挡，华灯难近，寒者还不住地在四周转悠，寻找机会，以求一近“华膏”。“虚绕千万遭”，虽属虚指，然却反映了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境遇。一个“虚”字，包含了极度惆怅、失意之情。
“到头”二句，把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寒者绕帐转了不知多少遍，终因冻饿疲惫不堪，倒地而死。寒者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也无人过问。不仅如此，那些在罗帐里通宵吃喝的富人，还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踏着尸体，恣意遨游。如此惨状，惨绝人寰。
在中国文学史上，揭露如此深刻的作品，实在并不多见。这首五古，用的是赋体。它从头至尾，娓娓道来中唐时代残酷的现实。人物形象都是通过自身的行动进行刻画的，且与所处的环境结合得相当紧密。诗中采用了十分贴切的比喻，如冷箭、棘针之喻寒风，飞蛾之喻寒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如“虚绕千万遭”，“踏地为游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对比中展开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揭露贫富的对立，歌颂寒者顽强不屈的意志，鞭挞富人灭绝人性的逸乐生活。直到最后，作者才忍无可忍地出面责问：“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君子当然是诗人自指，或许也包含郑某一类有良心的官吏。郁陶是悲愤积聚之意。这里的问题提得异常尖锐，游遨者不仅仅是参加夜宴的几个人，而是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