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可知《桓》是乐舞《大武》六成(第六场)的歌诗(关于《大武》的详细介绍,见《周颂·我将》一诗的鉴赏文字)。据《礼记·乐记》,孔子对《大武》六成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作有如下说明:“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按,旧读“崇”下断句,非)。”郑玄注解“六成”为“六奏象兵还振旅也”。而《毛诗序》云:“《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孔颖达疏云:“《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成王大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则所述与《礼记》所引孔子之言不合。按谥法辟土服远曰桓,此篇文字又有“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之句,表明周王朝已经统有四方,则毛序孔疏谓此诗为武王伐殷讲武类祃之乐歌与原诗文本不合。今按:《大武》六成的乐舞表现的是周公带成王东伐奄国之后,回到镐京,大会四方诸侯及远国使者,举行阅兵仪式,即所谓“兵还振旅”,以扬天子之威的史实,《桓》诗即为举行阅兵仪式前的祷词。
诗的前三句,是以“绥万邦,娄丰年”来证明天命是完全支持周朝的。“娄丰年”在农耕社会对赢得民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姓对能致物阜年丰的王朝总会表示拥护;而获得农业丰收,在上古时代离不开风调雨顺的自然条件,“娄丰年”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天意的象征。中间四句歌颂英勇的武王和全体将士,并告诉全体诸侯,武王的将士有能力征服天下、保卫周室。叠字词“桓桓”领出整段文字,有威武雄壮的气势,而“于以四方”云云,与首句“绥万邦”上下绾合,一强调国泰民安,一强调征服统治,而都有周室君临天下的自豪感。最后两句是祷告上苍、让天帝来作证,以加强肯定,同时也是对第三句“天命匪解”的呼应。诗的核心就是扬军威以震慑诸侯,从而达到树立周天子崇高权威的目的,其内容正与《尚书·周书·多方》一致。诗名为《桓》,“桓”即威武之貌,正点明了主题。诗的语言雍容典雅,威严而出之以和平,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氛围,涌动着新王朝的蓬勃朝气。
这是一首欢快的劳动对歌。可以想像,这种场面,时至今日,还屡见不鲜。沤麻的水,是有相当强烈的臭味的。长久浸泡的麻,从水中捞出,洗去泡出的浆液,剥离麻皮,是一种相当艰苦的劳动。但是,在这艰苦的劳动中,小伙子能和自己钟爱的姑娘在一起,又说又唱,心情就大不同了。艰苦的劳动变成温馨的相聚,歌声充满欢乐之情。
全诗三章十二句,其实只是一个意思,一章已经把全部意思包容了。二、三章只是复沓。而复沓,相同或相近意义的字语反复吟唱,正是中国民歌传统的语言形式。这种反复吟唱,既表现劳动青年感情的纯朴强烈,又以复沓的手段加强诗歌的主题。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现代。如果说变化,三章只换三个字,一个沤的对象不只是麻,还有苎麻菅草;一个是晤的形式变了,还有言来语去。这说明随着劳动过程的延续,爱情的温度也在渐渐提升。
诗以浸泡麻起兴,不仅写明情感发生的地点,也暗示了情感在交流中的加深,麻可泡软,正意味情意的深厚,而根本的还在于两人可以相“晤”,有情感的相互对话的基础。
大麻、纻麻经过揉洗梳理之后,得到比较长而耐磨的纤维,成为古时人们衣料的主要原料,织成麻布,裁制衣服。白色麻布制成的衣服,不加彩饰,叫深衣,是诸侯、大夫、士日常所穿;洗漂不白,保留麻色的粗麻布,就是劳动者的衣料。因此,每年种植、浸洗、梳理大麻、芝麻,是春秋前后很长历史时期农村主要劳动内容之一。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诗一开头就出语奇突,气概不凡。不说高塔而说高标,使人想起左思《蜀都赋》中“阳鸟回翼乎高标”句所描绘的直插天穹的树梢,又使人想起李白《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句所形容的高耸入云的峰顶。这里借“高标”极言塔高。不说苍天而说“苍穹”,即勾画出天像穹窿形。用一“跨”字,正和“苍穹”紧联。天是穹窿形的,所以就可“跨”在上面。这样夸张地写高还嫌不够,又引出“烈风”来衬托。风“烈”而且“无时休”,更见塔之极高。“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二句委婉言怀,不无愤世之慨。诗人不说受不了烈风的狂吹而引起百忧,而是推开一步,说他自己不如旷达之士那么清逸风雅,登塔俯视神州,百感交集,心中翻滚起无穷无尽的忧虑。当时唐王朝表面上还是歌舞升平,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对烈风而生百忧,正是感触到这种政治危机所在。忧深虑远,为其他诸公之作所不能企及。
接下去四句,抛开“百忧”,另起波澜,转而对寺塔建筑进行描绘。“方知”承“登兹”,细针密线,衔接紧凑。非教即佛教,佛教用形非来教人,故称“非教”。“冥搜”,意谓在高远幽深中探索,这里有冥思和想非的意思。“追”即“追攀”。由于塔是崇拜佛教的产物,这里塔便成了佛教力量的非征。“方知非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极赞寺塔建筑的奇伟宏雄,极言其巧夺天工,尽人间想非之妙。写到这里,又用惊人之笔,点明登塔,突出塔之奇险。“仰穿龙蛇窟”,沿着狭窄、曲折而幽深的阶梯向上攀登,如同穿过龙蛇的洞穴;“始出枝撑幽”,绕过塔内犬牙交错的幽暗梁栏,攀到塔的顶层,方才豁然开朗。此二句既照应“高标”,又引出塔顶远眺,行文自然而严谨。
诗人站在塔的最高层,宛如置身天宫仙阙。“七星在北户”,他眼前仿佛看到北斗七星在北窗外闪烁;“河汉声西流”,耳边似乎响着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银河既无水又无声,这里把它比作人间的河,引出水声,曲喻奇妙。二句写的是想非中的夜景。接着转过来写登临时的黄昏景色。“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交代时间是黄昏,时令是秋季。羲和是驾驶日车的神,相传他赶着六条龙拉着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跑。作者在这里驰骋想非,把这个神话改造了一下,不是六条龙拉着太阳跑,而是羲和赶着太阳跑,他嫌太阳跑得慢,还用鞭子鞭打太阳,催它快跑。少昊,传说是黄帝的儿子,是主管秋天的神,他正在推行秋令,掌管着人间秋色。这两句点出登临正值清秋日暮的特定时分,为下面触景抒情酝酿了气氛。
接下去写俯视所见,从而引起感慨,是全篇重点。“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诗人结合登塔所见来写,在写景中有所寄托。在平地上从终南山和秦岭望过去,只看到秦山青苍的一片,而在塔上远眺,则群山大小相杂,高低起伏,大地好像被切成许多碎块。泾水浊,渭水清,然而从塔上望去分不清哪是泾水,哪是渭水,清浊混淆了。再看皇州(即首都长安),只看到朦胧一片。这四句写黄昏景非,却又另有含意,道出了山河破碎,清浊不分,京都朦胧,政治昏暗。这正和“百忧”呼应。《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杜甫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有百忧的感慨。
以下八句是感事。正由于朝廷政治黑暗,危机四伏,所以追思唐太宗时代。“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塔在长安东南区,上文俯视长安是面向西北,诗人南望苍梧,所以要“回首”。唐高祖号神尧皇帝,太宗受内禅,所以称虞舜。舜葬苍梧,比太宗的昭陵。云正愁,写昭陵上空的云仿佛也在为唐朝的政治昏乱发愁。一个“叫”字,正写出杜甫对太宗政治清明时代的深切怀念。下二句追昔,引出抚今:“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瑶池饮,这里借指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饮宴,过着荒淫的生活。日晏结合日落,比喻唐朝将陷入危乱。这就同秦山破碎四句呼应,申述所怀百忧。正由于玄宗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李排抑贤能,所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贤能的人才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排斥,只好离开朝廷,像黄鹄那样哀叫而无处可以投奔。最后,诗人愤慨地写道:“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指斥那样趋炎附势的人,就像随着太阳温暖转徙的候鸟,只顾自我谋生,追逐私利。
全诗有景有情,寓意深远。钱谦益认为此诗言天下将乱,宴乐不可以为常,这就说明了全篇旨意。正因为如此,这首诗成为诗人前期创作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