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东南三十里处,原有一条灞水,汉文帝葬在这里,所以称为灞陵。唐代,人们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上、灞陵、灞水等,在唐诗里经常是和离别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词本身就带有离别的色彩。“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灞陵”、“灞水”重复出现,烘托出浓郁的离别气氛。写灞水水势“流浩浩”是实写,但诗人那种惜别的感情,也正如浩浩的灞水。这是赋,而又略带比兴。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这两句一笔宕开,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不仅展现了灞陵道边的古树春草,而且在写景中透露了朋友临别时不忍分手,上下顾盼、瞩目四周的情态。春草萋萋,会增加离别的惆怅意绪,令诗人伤心不已;而古树枯而无花,对于春天似乎没有反映,那种历经沧桑、归于默然的样子,比多情的芳草能引起更深沉的人生感慨。这样,前面四句,由于点到灞陵、古树,在伤离、送别的环境描写中,已经潜伏着怀古的情绪了。于是五六句的出现就显得自然。
“我向秦人问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王粲,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时代著名诗人。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在长安作乱,他避难荆州,作了著名的《七哀诗》,其中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诗句。这里说朋友南行之途,是当年王粲避乱时走过的古道,不仅暗示了朋友此行的不得意,而且隐括了王粲《七哀诗》中“回首望长安”的诗意。友人在离开灞陵、长别帝都时,也会像王粲那样,依依不舍地翘首回望。
“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这是回望所见。漫长的古道,世世代代负载过很多前往长安的人,好像古道自身就飞动着直奔西京。然而西京的巍巍宫殿上,太阳快要西沉,浮云升起,景象黯淡。这带有写实的成份,灞上离长安三十里,回望长安,暮霭笼罩着宫阙的景象是常见的。但在古诗中,落日和浮云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有指喻“谗邪害公正”的寓意。这里便是用落日浮云来象征朝廷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透露朋友离京有着令人不愉快的政治原因。
从诗中来看,行者和送行者除了一般的离情别绪之外,还有着对于政局的忧虑。“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骊歌,指逸诗《骊驹》,是一首离别时唱的歌,因此骊歌也就泛指离歌。骊歌之所以愁绝,正因为诗人所感受的,并非单纯的离别,而是由此触发的更深广的愁思。
诗是送别诗,真正明点离别的只有收尾两句,但却始终围绕着送别,诗人抒发的感情也绵长而深厚。这首诗的语言节奏和音调,表现出诗人欲别而不忍别的绵绵情思和内心深处相应的感情旋律。诗以两个较短的五言句开头,但“灞水流浩浩”的后面三字,却把声音拖长了,仿佛临歧欲别时感情如流水般地不可控制。随着这种“流浩浩”的情感和语势,以下都是七言长句。三句、四句和六句用了三个“之”字,一方面造成语气的贯注,一方面又在句中把语势稍稍煞住,不显得过分流走,则又与诗人送别友人而又欲留住友人的那种感情相似。诗的一二句之间,有“灞陵”和“灞水”相递连;三四句“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由于排比和用字的重叠,既相递连,又显得回荡。五六句和七八句,更是顶针直递而下,这就造成断而复续、回环往复的音情语气,从而体现了别离时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围绕离别,诗人笔下还展开了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古老的西京,绵绵的古道,紫阙落日的浮云,怀忧去国、曾在灞陵道上留下足迹的前代诗人王粲等等。由于思绪绵绵,向着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扩展,因而给读者以世事浩茫的感受。
李白的诗,妙在不着纸。像这首诗无论写友情,写朝局,表面上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实际上更多地是在语言之外暗示的。诗的风格是飘逸的,但飘逸并不等于飘渺空泛,也不等于清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却又都是丰满的。诗中展现的西京古道、暮霭紫阙、浩浩灞水,以及那无花古树、伤心春草,构成了一幅令读者心神激荡而几乎目不暇接的景象,这和清空飘渺便迥然不同。像这样随手写去,自然流逸,但又有浑厚的气象,充实的内容,是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增加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总结:《过秦论》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旧分上中下三篇,其实本是一篇,最广为流传的《过秦论》是文章的前三分之一,它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并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也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也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是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诗中“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朝九州,延颈望八荒”四句体现了“凰”高洁(或“超然脱俗”、“清高傲世”)的品性。这首诗整体上运用了托物言志(或“比兴”、“象征”)的表现手法,以凤凰自喻,抒发了诗人孤独无奈的苦闷心情和壮志难酬(或“报国无门”)的悲伤情怀。根据凤凰“饮醴泉”、“栖山冈”、“朝九州”、“望八荒”的举动,可以判断出凤凰志向远大、高洁。显然作者以凤凰自比(自况),根据它的心情“催藏”、“恨”、“心伤”几个词及伤心的原因的描写“高鸣朝九州,延颈望八荒”和 “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可以推知,作者是孤独苦闷、壮志难酬。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直接用飞鸟意象者29首,间接用者13首,总计42首。这些飞鸟意象的渊源,可追溯至《国风》、《离骚》、《庄子》、《山海经》。《国风》中的自然物象,多用以起兴;《离骚》的美人香草、俊鸟恶禽,多具象征意味,或以之刺激奸邪,或以之寓己高洁之志;《庄子》中的飞鸟意象,则多寓示不同的精神境界。而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则三种意义皆有:他时而以俊鸟如凤凰、玄鹤寓其高洁之志和现实追求;时而以高鸟如鸿鹄、海鸟寄其逍遥之梦;时而借孤鸟寒鸟起兴,写其孤苦之思。各种不同的飞鸟意象,折射出阮籍不同的心理侧面,最终建构了阮籍复杂、矛盾的多重人格。《咏怀诗》第一首云:“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徘徊”二字,既为八十二首《咏怀诗》奠定了基调,也反映了阮籍和其他竹林名士共同的人格特点。
全诗按思想感情的脉络,可以分成九段。
第一段是总起,交代远游的原因。基调是开头两句:“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对恶浊朝廷的迫害充满悲愤,只得去远游了。到哪里远游呢?“托乘而上浮”,去的是天上,是人们所崇仰的神仙世界。
第二段写远游者的心境,反覆吟咏“心愁凄而增悲”、“求正气之所由”,定下全诗感情基调:悲愤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到四方远游的宁静环境,和诗人关怀现实的热烈内心,形成一对矛盾,从而引导下文诗人情绪的多变反覆。
第三段提出一系列的仙人:赤松子、傅说、韩众等,作为追慕的对象,“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不过,诗人内心仍然隐隐作痛:他忘却不了故乡,忘却不了世俗社会。难道得道升天、腾云驾雾,就可以躲避小人们的迫害吗?诗人无法回答。诗人的怀疑,实际上是自己对远游复杂的心理表述。
第四段诗人的思绪又回到世俗社会,想到善良忠诚而遭朝廷迫害的情形,感到高阳帝时代清明的政治不会再出现,只好认真规划自己远游的行程了。第四段与第三段在内涵上相对。第三段写上天游玩却怀念人间,第四段写人间受苦就向往上天遨游。天上人间,始终成为诗人心灵的两极,时左时右,使情绪澜翻不已。
第五段是对三、四段情绪的决断。一开头有“重曰”二字,先重重地下断语:“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世俗社会不能再留恋了,还是去飞天遨游吧!向南、向南,先向南方游览。诗人决断去远游,又定下方向,至此,才是远游从思想落实到行动。那么,诗人向谁请教远游的道理呢?第一位远游导师,便是王子乔。定了信念,请教仙人,远游便确定无疑了。
第六段是仙人王子乔的话。诗人把仙人的话,用富有节奏的文字记录下来,实质上是通过王子乔的话,表达自己对远游的体会:既然现世已无有道贤君,那么,上天悟道就是成仙立德了。古人说,人生三项不朽的事业是立德、立言、立功,立德是最重要的。既然在人间不能再立德,成仙修行便是最佳道路了。王子乔的话,诗人的领悟,都集中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一点上,可见诗人仍未忘情于世:人间的道德规范永远深烙在他心中。
第七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一站:上天宫参观。上天之前,诗人吸取天之精气,神旺体健,然后乘云上天,进入天宫之门,游览清都等天帝的宫殿。古时说天帝宫殿在天的中央,诗人升天后先到天中央,作为出发的基点,可见在他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天帝,那是人间君王在天界的投影。隐约之间,人们感到屈原离开楚国都城远游,心中时刻忘不了人间的君王。
第八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二站:游览天上的东方与西方。先是游东方。诗人出游的队伍不是三两什役,而是一大队龙神卫护,八龙驾车,风伯、雨师、雷公做侍卫,真是威风八面、气势威严。拜会过东方太皓天帝和西方金神蓐收之后,诗人有点飘飘然了,享受到得道成仙的乐趣。但是,从高空下视。瞥见故乡,心中不禁隐隐作痛。该怎么办呢?决定再向南游,希望找到舜帝一诉衷肠。这一段写出游队伍的庞大神奇,既有大胆热烈的想像,又有丰富具体的铺陈,使出游的行列成为神仙世界的展览,渲染出成仙得道的快乐气氛。
第九段是全诗的结束,又可分两个层决。第一层写游览南方和北方,拜会南方之神祝融和北方之神颛顼,都深受教益。游南方北方的描写,比游东方西方简单一些,因为同样一支队伍,不必重复描述。只是突出了南方的鸾迎宓妃、湘灵鼓瑟,以及北方的冰积寒冷。第二层概括游览东西南北四方天空大地,感悟到人间应该有一个新的世界,那便是超越儒家的教化,使人与天地元气相一致,天、地、人和谐共处。这样,即使不离开人间远游,也能感受到生命的快乐了。
《远游》一诗,写的是想像中的天上远游,表达的是现实人间的理想追求。诗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怪异之物,先后有太皓、西皇、颛顼等四方上帝。有雷神丰隆、木神句芒、风神飞廉、金神蓐收、火神祝融、洛神宓妃、湘水之神湘灵、海神海若、河神冯夷、水神玄冥、造化之神黔瀛等各类正神,有玄武星、文昌星等星官,有赤松子、傅说、韩众、王乔等仙人,有八龙、凤凰、鸾鸟、玄螭、虫象等神话动物,有汤谷、阊阖、太微、旬始、清都、太仪、微闾、寒门、清源等神话地名,迷离惝怳,令人目不暇接,心驰神摇。这正是战国时代民间传说与原始宗教交叉的产物,反映出楚文化富于想像的特色,显示了诗人吸取民间文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视野,和操纵开合运用自如的创作能力。这位伟大的诗人的诗歌为人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话素材,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借鉴依据。
上片,写灵柩前的烧香忆旧情景。第一句用了主谓语忆旧。忆当年,每天祝福的烧香的“金炉”暖气犹存,伴读时的“麝煤”已是所剩无几了。第二句用递进句忆旧。忆当年,君“借香”希望香气长留身边。更为可贵的是,用“宝钗”将那残余未尽的香翻动,让它全部燃烧完毕。最后四句用叙述的语言写现实。“重闻”那个地方,“余熏”还存在。“这一番气味”远远超过了从前的烧香祝福。整个上片饱含着浓烈香气,以象征着苏轼与王弗昔日幸福绵绵。
下片,描叙殡仪式上精心添香及其忠诚心态。第一、二句写感情上的隐私:“背人偷盖”着小蓬山式的香炉,再把沉香木加进去,和燃烧着的香料一同暗暗燃烧。这是为了什么,最后几句,从两层意思上作了回答:一是“且图得,氤氲久”;二是“为情深,嫌怕断头烟”。尽管“嫌怕断头烟”是陈旧习俗,但反映了苏轼对妻子王弗矢志不渝的忠贞爱情。
全词,从表面上来看是咏一个妇女焚香,羞怯的希望香气溜得更长久,以象征幸福绵绵。实则是苏轼从妻子王弗平日生活里的习惯角度,表达出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就香炉焚香、今昔对比之景来怀念王弗。“背人偷盖小蓬山”,这一举动,虽极微小,但典型地刻画了苏轼的虔诚专一爱情。“嫌怕断头烟”,不免含有封建迷信色彩,但从一个侧面更加强化了苏轼与王弗的深挚的生死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