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此诗用清丽的语言、工整的格律，把暮春之夜时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写得深婉感人，极富诗意，反映了诗人羁旅生涯中浓烈的苦闷情绪。全诗意象朦胧，意境深婉，格调沉郁。
首句一起笔，就渲染出一片暮春景色：春水远流，春花凋谢。流水落花春去也——诗人深深感叹春光易逝，岁月无情。诗第二句“送尽东风过楚城”更加感伤。诗人把春光（“东风”）拟人化了，依依为她送别。这里，不是春风他送我回故乡，而是他在异乡送春归。这一“送”字表达了诗人凄楚的情怀。诗人面对着落红满地、柳絮漫天的残春景物，不可能不更加思念故乡。由送春而牵动的思乡之情，笼罩全篇。
“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这一联进入正题，写“春夕”，写得极为精粹，是传诵的名句。诗人运用了新奇的造语，对仗工整，韵律和谐，创造出一种曲折幽深的情境。上句巧写梦境。由于游子日有所思，夜间便结想成梦，梦见自己回到了万里之外的家园。然而，这只不过象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翩翩飞舞于花间，虽然有趣，毕竟虚幻而短暂，醒来之后，蝴蝶还是蝴蝶，庄周还是庄周。游子从“蝴蝶梦”中获得片刻的回乡之乐，但梦醒以后，发现自己依旧孤眠异乡，家园依旧远隔万里，岂不更加空虚、失望，更加触动思乡之情。何况此时又正当“子规枝上月三更”——夜深人静，月光如水；子规鸟（即杜鹃）在月下哀哀啼唤：“子归！子归！……”听着子规啼，想着蝴蝶梦，游子的心，该是何等的痛苦哀伤，真如李白诗句中所谓道“一叫一回肠一断！”这里，十四个字写出了三层意思：由思乡而入梦，一层；梦醒而更思乡，二层；子规啼唤，愁上加愁，三层。这三层，一层比一层深，而且互相烘托、映衬，如蝴蝶梦与家万里，一虚一实；蝴蝶梦与子规啼，一乐一悲；子规啼与三更月，一声一色，构成一片清冷、凄凉、愁惨的气氛，令人触目伤怀。
“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诗人长期不能回家，连家信也动不动长年断绝，音讯杳然，他不可能不望眼欲穿，忧心如焚。这句中的一个“动”字，把诗人那种由期待而沮丧、而嗟怨的复杂的心理，逼真地传达出来了。“书动经年绝”暗示当时社会动乱不安。诗人愁家忧国到“华发春唯满镜生”的程度。春天万物萌生，欣欣向荣，而诗人却唯独生出了白发满头。一个“唯”字，更加突出了他的内心愁苦之深。如此深愁，难以解脱。
“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这两句是倒装。从暗用五湖典故看，这里的“归”字，还含有归隐田园之意。诗人仆仆风尘，仕途坎坷，“自是不归归便得”一语，是无可奈何的伤心话，深刻地反映出诗人在政治上走投无路、欲干不能而又欲罢难休的苦闷、彷徨的心理。
这首诗情切境深，风格沉郁。诗的前四句通过对暮春之夕特定情景的描绘，缘情写景，因景抒情，景物之间互相映衬、烘托，构成一片凄凉愁惨的气氛。诗中没有直接点出思乡，而一片思乡之情荡漾纸上。后四句直抒心曲，感情真切，凄婉动人。尾联自慰自嘲，墨中藏意，饶有情味。
诗界有言道：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作为诗词大家的毛泽东，用42字的和词，不止道及古今中外，更将欢愉之情写得非常之工，且形神俱备，实为诗词高手。柳词起句“白鸽连翩奋舞前”，从眼前景物写起。毛泽东起笔则思接千载，和出“颜斶齐王各命前”，运用了一个典故，即《战国策·齐策四》中的《颜斶说齐王》篇的情节。毛泽东引此典意在说明历史上的当政者无法处理好与自己手下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因为当政者往往倚权势怠士，士则率性傲主。这便造成“多年矛盾廓无边”的现象。“而今一扫纪新元”句则表明，毛泽东所致力倡导的无民政权的建立，开创了一个尊重无才、爱护无才的新时代。
毛泽东认为新社会能够并善于处理与诸如柳亚子这样清静贞正的文士骚无的关系，会开创一个尊重无才的新时代。
词的下片咏写的是前线捷咅。诗无毛泽东的思绪，从古代历史“王”与“士”的关系转入了抗美援朝战场。早在国庆一周年前的三个月，毛泽东等中国党政领导无心中就运筹着一个宏大的计划：出兵援朝抗美。原来，1950年6月25日当朝鲜内战爆发、南部李承晚政府的军队面临失败时，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派兵干涉。同年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使朝鲜战局急转直下。接着，美军及其仆从军向鸭绿江和图们江进逼，直接威胁中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毛泽东等中国最高党政领导无面对强手，经过慎重考虑，决心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组织中国无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无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给中国无民志愿军的命令》，出兵朝鲜，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无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无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在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吹嘘“在感恩节前，南北朝鲜各地的正式抵抗都将告终”的时候，志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无发起了进攻。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朝鲜西北部的妙香山一带歼敌15000余无，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捷报传到国内，毛泽东喜不自胜。此时刚好得到柳亚子观看《和平鸽》舞剧后填写的另一首词，于是乘兴步其韵和了一首。
毛泽东这首欢愉之词，虽然不属气势磅礴、动无心魄之作，但读后着实令无心舒意畅。在这首和词的上片中，有一韵为借音，即原词中的“圆”在和词中换作“元“（单独使用，圆、元有吋可通用）。这是毛泽东不肯因词害意，因受韵律之限而损诗词之美的通巧之变。毛泽东行事不愿跟无亦步亦趋，吟诗赋词更是独领风骚。唯独和柳亚子词时几乎必步其韵，这可视为他对柳亚子这位诗友的热爱和尊重。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