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律，是借用了乐府古题“独不见”。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云：“独不见，伤思而不得见也。”此诗的主人公是一位长安少妇，她所“思而不得见”的是征戍辽阳十玳不归的丈夫。诗人以委婉缠绵的笔调，描述女主人公在寒砧处处、落叶萧萧的秋夜，身居华屋之中，心驰万里之外，辗转反侧，久不能寐的孤独愁苦情状。此诗对后来唐代律诗，尤其是边塞诗影响很大，历来评价甚高。姚鼐说它“高振唐音，远包古韵，此是神到之作，当取冠一朝矣。”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卢家少妇，名莫愁，梁武帝萧衍诗中的人物，后来用作少妇的代称。郁金是一种香料，和泥涂壁能使室内芳香；玳瑁是一种海龟，龟甲极美观，可作装饰品。开头两句以重彩浓笔夸张地描绘女主人公闺房之美：四壁以郁金香和泥涂饰，顶梁也用玳瑁壳装点起来，无比芬芳，无比华丽。连海燕也飞到梁上来安栖了。“双栖”两字，暗用比兴。看到梁上海燕那相依相偎的柔情密意，这位“莫愁”女也许有所感触吧。此时，又听到窗外西风吹落叶的声音和频频传来的捣衣的砧杵之声。秋深了，天凉了，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御冬的寒衣，有征夫游子在外的人家，就更要格外加紧了。这进一步勾起少妇心中之愁。“寒砧催木叶”，造句十分奇警。分明是萧萧落叶催人捣衣而砧声不止，诗人却故意主宾倒置，以渲染砧声所引起的心理反响。事实上，正是寒砧声落叶声汇集起来在催动着闺中少妇的相思，促使她更觉内心的空虚寂寞，更觉不见所思的愁苦。夫婿远戍辽阳，一去就是十玳，她的苦苦相忆，也已整整十玳了。
颈联出句的“白狼河北”正应上联的辽阳。主人公想：十玳了，夫婿音讯断绝，他现在处境怎样？命运是吉是凶？几时才能归来？还有无归来之日？一切一切，都在茫茫未卜之中，叫人连怀念都没有一个准着落。因此，这位长安城南的思妇，在这秋夜空闺之中，心境就不单是孤独、寂寥，也不只是思念、盼望，而且在担心，在忧虑，在惴惴不安，愈思愈愁，愈想愈怕，以至于不敢想象了。上联的“忆”字，在这里有了更深一层的表现。
寒砧声声，秋叶萧萧，叫卢家少妇无法入眠。更有那一轮恼人的明月，竟也来凑趣，透过窗纱把流黄帏帐照得明晃晃的炫人眼目，给人愁上添愁。前六句是诗人充满同情的描述，到这结尾两句则转为女主人公愁苦已极的独白，她不胜其愁而迁怒于明月了。诗句构思新巧，比之前人写望月怀远的意境大大开拓一步，从而增强了抒情色彩。
这首诗，人物心情与环境气氛密切结合。“海燕双栖玳瑁梁”烘托“卢家少妇郁金堂”的孤独寂寞，寒砧木叶、城南秋夜，烘托“十玳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的思念忧愁，尾联“含愁独不见”的情语借助“明月照流黄”的景物渲染，便显得余韵无穷。论手法，则有反面的映照（“海燕双栖”），有正面的衬托（“木叶”、“秋夜长”），多方面多角度地抒写了女主人公“思而不得见”的愁肠。诗虽取材于闺阁生活，语言也未脱尽齐梁以来的浮艳习气，却显得境界广远，气势飞动，读起来给人一种“顺流直下”（《诗薮·内编》卷五）之感。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
本篇反映了春秋时代对于民和神的关系的一种新的进步主张：民是主体，神是附属。所以好的君主必须首先做好对民有利的事，然后再去致力于祭祀神祇一类的事，即“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季梁先是忠民信神并提，然后深入论述应该以民为主，神为附。在谈到神的地方都是从民着眼，所以说服力很强，能使“随侯惧而修政”。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