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行》这首古风抒发了作者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李白在诗中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前八句描绘赵地侠客的形象与行为。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侠客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这是一幅粗犷英武的侠客肖像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用《庄子》典故,夸剑之锋利,诗未言杀何等样人,不过所谓侠客,总是杀不义之人,为人报仇之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侠客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侠客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的高尚人格。
在渲染侠客精神后,“闲过”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将侠客与战国时期信陵君这样的“明主”联系起来。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接着十二句写信陵君救赵用两位侠客的故事。写信陵君款待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为信陵君的大义和感情所感动,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虽然侯嬴和朱亥都死去,但在魏都留下盛大声名,侠骨传香,不愧为当世英雄。
诗人不仅在热烈地颂唱侯嬴和朱亥“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末二句以扬雄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李白《侠客行》一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此诗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表现无遗。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上片起首二句就烘托出一种极度悲怆的气氛,作者登高远眺,看见大好河山惨遭蹂躏,心如刀割,耳边又不断地传来阵阵哀怨的笳声和笛声,更让他感觉悲伤。
下片“海棠”二句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描绘了南宋君臣横遭洗劫的惨痛经历。入侵者就好像狂风暴雨,摧残了高贵而柔弱的海棠,使人悲愤不禁。最后“回首”二句,以低回哀婉的笔调倾吐了一个爱国志士对故国故君的无限眷恋:原来那繁华升平、笙歌曼舞的故地,如今已是一派荒凉,再也不复往昔景象。这种沉重的分离之悲为这首词涂上了一层浓浓的凄惨色彩,展现了一首祭奠南宋亡灵的沉痛的挽歌。
全词写出了作者对被掳北上的幼帝与太后的怜念,及痛悼南宋的灭亡,表达了词人内心的伤感与无奈之情。
这是一首小令,抒写的是作者游宴后邀朋乘舟晚归时的情景,是作者描写自然风光、表现闲适放逸生活情调的代表作。小令前五句写景,以浓墨重彩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由实及虚地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境界恢宏的秋江晚霞图;最后两句是写人,通过作者与友人的对话表现其归隐生活的惬意。全曲语言通俗而不乏文采,笔调轻松而富于情韵。
首二句“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形象地写出了时间、地点。芦花在秋天开放,这是一个霞光明丽的秋天的傍晚。“水面”“船头”“芦花”三者组合在一起,表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色彩。这二句字面没有写人,然而抒情主人公已在其中,他的目光由远而近,在船头停住,所以说:“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辉辉”“细细”是仔细观察体会的结果,因为细,所以芦花下垂,所以会点着船头,他看得那么细,那么有味,可见其心绪之恬静悠逸。
次三句“缸中酒似绳,天外山如画,占秋江一片鸥沙”,再由近而远,描绘山水。这三句也没有写人,而又句句写人,——原来这位抒情主人公正坐在船中喝酒,所以有这时间、这心情去欣赏远近景物。“酒似渑”,极言酒之多,还够他慢慢喝的,他就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观赏景物。他看了水面晚霞、船头芦花之后,便放目望去,远山隐约可见,在宽阔的江面上有一片栖息水鸥的沙渚。山水如此淡雅闲静,这是把抒情主人公的心态物化了。远近上下的景物全由“我”将其连缀组合成一个整体画面,并且是物“我”交融的。
最后二句“若问谁家是俺家,红树里柴门那搭”以自问自答作结。这“红树”“柴门”所在的地方,从抒情主人公的视线看,当是在鸥沙附近的秋江之畔,而且也只有这样画面才完整,色调浓淡相衬而又和谐,与首二句相应而圆合。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此才直写人物,自道府第,看来他也有点憋不住了,饶有趣味。
因陈铎作曲,化用前人的较多,故常被论家指斥,或谓其“曲多蹈袭(《曲苑·雨村曲话》),或说他“所为散套,既多抄袭,亦少才情”(何良俊《四友斋曲说》),而对他精通声韵协律合乐的制曲艺艺术却是一致公认的。即便批评他“多抄袭”的何良俊也不得不肯定他在声韵艺术方面的成就:“字句流丽,可入弦索。《三弄梅花》一阕,颇称作家。”(《四友斋曲说》)顾启元则更为概括地对此作了肯定:“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客座曲话》)这二“善”当然仅是从制曲艺术而言的,并完全扣住了曲的特点和陈铎的独到之处。陈铎确实是善谑的,如上举诸曲,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谑味,而在《滑稽余韵》集中更是比比皆是,真可谓竭尽揶揄调侃之能事。
总之,尽管陈铎有“蹈袭”之病,而作为讲究声韵必须合律的散曲艺术而言,人以“能手”“乐王”称之,适得其所,而广泛而又生动地反映明弘治正德间社会生活面貌的《滑稽余韵》集更属他人所无,前人都充分肯定了他所作出的贡献。汪廷讷曰:“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金元作者尚矣。于昭代,独北面陈大声氏。……其韵严,其响和,其节。词秀而易晰,音谐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复擅场,借使骚雅属耳,击节赏音。里人闻之,亦且心醉。”(《刻陈大声全集序》)曹学佺曰:“其所著有《梨云》《可雪》《月香》《纳锦郎》诸稿,而《滑稽余韵》……则又妙极俳谐,令人绝倒。大都流丽清圆,丰藻绵密,事尽而思不乏趣,言浅而情弥刺骨。”(《汪昌朝精订陈大声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