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
词的上阕分析宋朝戈金的有利形势，首先刺堂之上有在宴席之中就能战胜列手的智谋之士，而在边疆有骁勇善战的将领与士兵。宋朝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说戈金是完全可行的。之所以要这样分析，主要是针对当时朝廷弥漫的自卑、畏敌情绪而言的。虽然已经议定要戈金，但是朝野上下对于抗金的胜利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刘过这首词就是鼓励大家要看到希望，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抗金事业中去。词中引用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盖子·公孙丑下》），其实就是强调虽然南宋的军队实力比不过金国的军队，但只要南宋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充分发挥人和的作用，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南宋的。
词的下阕瞻望南宋戈金的大好前景：只要执政者治理有方，君臣同心，同休共戚，那么明年一定会取得胜利的，而用不了多久，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引来四方朝贺的。这从全词的形势说到韩伉胄本人，是对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让人充满信心和勇气。
该词运用很多口语化、散文化的句子，大有以文为词的倾向，读来朗朗上口，更增加了词的魅力。全词语言流畅、气势磅礴。
题称“吴宫”，但诗中所咏情事并不一定与历史上的吴王夫差及吴宫生活有直接关系，诗人不过是借咏史的名义来反映现实。
一般写宫廷荒淫生活的诗，不论时间背景是在白天或在夜间，也不论用铺陈之笔还是用简约之笔，总不能不对荒淫之状作不同程度的正面描写。这首诗却自始至终，没有一笔正面描绘吴宫华靡生活，纯从侧面着笔。
前两句写黄昏时分覆盖着整个吴宫的一片死寂。龙槛，指宫中临水有栏杆的亭轩类建筑；水殿，是建在水边或水中的宫殿。龙槛和水殿，都是平日宫中最热闹喧哗的游赏宴乐之处，此时现在却悄然不见人迹，只见在暮色沉沉中隐现着的建筑物的轮廓与暗影。“清”字画出在平静中纹丝不动的水面映照着水殿的情景，暗示了水殿的空寂清冷。如果说第一句主要是从视觉感受方面写出了吴宫的空寂，那么第二句则着重从听觉感受方面写出了它的冷静。平日黄昏时分，正是宫中华灯初上，歌管相逐，舞姿蹁跹的时刻，此刻却宫门深闭，悄无人声，简直像一座无人居住的空殿。这是死一般的沉寂引发读者去探究底蕴，寻求答案。
第三句方点醒以上的描写，使读者恍然领悟吴宫日暮时死寂原来是“宴罢满宫醉”的结果。而一经点醒，前两句所描绘的沉寂情景就反过来引发读者去充分想象在这之前满宫的喧闹歌吹、狂欢极乐和如醉如痴的场景。而且前两句越是把死一般的沉寂描绘得很突出，读者对疯狂享乐场景的想象便越不受限制。“满醉”三个字用笔很重。它不单是要交待宴罢满宫酒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借此透出一种疯狂的颓废的享乐欲望，一种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正是从这里，诗人写出了一个含意深长的结尾。
“日暮水漂花出城”。这是一个似乎很平常的细节：日暮时的吴宫，悄无人迹，只有御沟流水，在朦胧中缓缓流淌，漂送着瓣瓣残花流出宫城。这样一个细节，如果孤立起来看，可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把它放在“吴王宴罢满宫醉”这样一个背景上来描写，便显得很富含蕴而耐人咀嚼了。对于一座华美的宫城，人们通常情况下总是首先注意到它的巍峨雄伟的建筑、金碧辉煌的色彩；即使在日暮时分，首先注意到的也是灯火辉煌、丝管竞逐的景象。只有当吴宫中一片死寂，暮色又笼罩着整个黑沉沉的宫城时，才会注意到脚下悄然流淌的御沟和漂在水面上的落花。如果说，一、二两句写吴宫黄昏的死寂还显得比较一般，着重于外在的描写，那么这一句就是传神之笔，写出了吴宫日暮静寂的神韵和意境。而这种意境，又进一步反衬了“满宫醉”前的喧闹和疯狂。顺着这层意蕴再往深处体味，还会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日暮水漂花出城”的景象中还包含着某种比兴象征的意味。在醉生梦死的疯狂享乐之后出现的日暮黄昏的沉寂，使人仿佛感到覆亡的不祥暗影已经悄然无声地笼罩了整个吴宫，而流水漂送残花的情景则更使人感到吴宫繁华的行将消逝，感受到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悲怆。姚培谦说：“花开花落，便是兴亡景象。”（《李义山诗笺注》）他是领悟到了作者寄寓在艺术形象中的微意。
清刘熙载说：“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艺概·诗概》）这首诗正是“正面不写”、“睹影知竿”的典型例证。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