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篇四句，便直接了当地表现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着，人们都在惊惧不安。“羽檄”，指上插羽毛的征调军队的文书，表示紧急；“虎符”，是朝廷调兵遣将的凭据，以铜刻作虎形，劈为两半，调兵时需二者验合。说“羽檄”像夜空里的流星一样快速地飞来，可见急上加急；说“虎符”在各州各郡一个个地合着。更见征调之多、频繁不已，边疆告急，形势紧张的情况则不言而喻了。继之“喧呼”一句，紧承前两句诗意，写出催迫应边之状。是谁在“喧呼”呢？诗中并没交代，但不难体会，这里既有传檄人的呼声，也有调兵长官的命令、嘈嘈嚷嚷，一片慌乱，以至连林中的鸟雀在深夜中为之惊动都鸣叫不已，则人之被惊扰不宁可以想见了。这几句诗，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
接着，犹如影、视镜头转换一般，“白日”以下四句诗，又展示了一幅升平安宁的画图。“白日”象征皇帝，“紫救”比喻朝廷；“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为朝臣中官位最高的，故合称“三公”。他们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按道理说应该把天下治理得清明太平，借用老子的话就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天下统一、四方安定。这里在颂扬以往承平的景象之中，暗暗谴责了当权者，通过前后鲜明的对照，对于征南诏的发动者策划者给予了讽刺，诗人和广大人民反对不义之战的思想自然地渗透其中，意蕴深刻、耐人寻味。
“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这两句是对以上诗意的具体说明，意思是：国家原来很安定。现在为什么陷入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呢？这完全是因为南侵而大肆征兵造成的。古时以“楚”泛指南方，“楚征兵”，即征讨南方的军队。这里运用问答的形式，不仅在句式上显得灵活变化，而且在前后意思的构架上也起到了勾联纽结的作用，可谓匠心独运。“渡泸及五月”，这个“泸”指金沙江，古时称“泸水”，相传江边多瘴气，以三、四月间最为厉害，五月以后稍好些，诸葛亮的《出师表》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将赴云南征”，这不仅是诗人的叙述，也表达了士兵的心情，他们听说要渡过泸水，去遥远的云南打仗，心头紧缩，都感到有去无回，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写到这里，诗人对统治者这样的穷兵黩武，而不顾惜人民的生命，感到异常愤概，充满不平之气，于是议论道：“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被抓来的百姓，没有经过阵势，是难以上战场的，更何况去边陲之地的云南呢？把李唐王朝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从“长号”到“心摧”四句，具体地描写了出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被抓去充军的人们，临行前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告别，这是生的分离，也是死的作别，彼此号大哭，哭得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直到哭尽了泪水，流出了血水，心肝摧断，两无声息。诗中连用“长号”、“惨”、“泣尽”、“心摧”，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展现了这种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悲剧。
“困兽”四句，又是议论，以“困兽”、“穷鱼”喻没有战斗力的“怯卒”、以“猛虎”、“奔鲸”喻凶悍强大的敌人。在这样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进行着扩边的战争，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众多的应征士卒，也只能白白地送死，“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葬身于沙场之上，成为统治者进行不义之战的牺牲品。这几句通过形象的比喻，适当的夸饰，对当权者的罪行给予了批判和控诉，也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闪烁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
诗的结末两句，内容上又发展到一个深的层次，进一步地揭示了诗的主旨，表达了个人美好的理想和愿望。“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干”是盾牌，“戚”是大斧，以这两种兵器用在误乐上，表示行德政而不用征伐。“有苗”，古代部族名，传说舜时有苗叛乱，大禹建议用武力去征服他们，舜不同意，于是修明德政，三年以后，他举行了一次操舞盾牌、大斧的演习，有苗氏便归服了。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正是暗讥“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动辄诉诸于武力，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显然这里的意思与“白日”以下四句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相互呼应的。在结构上如此巧妙的安排，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这首诗在运用传说、夸张及想象方面，虽也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的。叙的是实事，写的是实景，抒的是实情，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达到了精湛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诗人在这首长歌中自状其耽于吟咏之狂态，心与物游之妙趣。此诗继承李白、李贺诗歌特点，发挥丰富想象和夸张，以清高的节操，表达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权贵的蔑视。全诗运笔矫健奔放，游止自如，气势磅礴跌宕，神韵飞扬，表露出一种炽烈的豪情，深得李白诗中风韵。
诗的开头以故弄玄虚的方式隐却诗人或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这一类型自传的惯用手法，也就是“宛曲迁回的手法”。从这首诗中，高启和李白一样，也十分自傲。上来就说自己“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和李白那句“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是如出一辙的。然后说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去当官，也不肯花言巧语地游说于贵人之前，而是自顾自地觅诗闲吟，田间农夫见了嗤笑，他也不理不顾。
接着从“蹑尽屩厌远游”到“不管乌免忙奔倾”这一部分，则突显出诗人淡泊名利，积然世外的性格特狂。其中“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直接表达了对陶渊明“不慕荣利”的境界的向往。诗人沿袭了《五柳先生传》的模式，展现了一系列隐士生活的独有方式。如，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青丘子则“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五柳先生“性嗜酒”“造饮尽，期在必醉”；“酣赋诗，以乐其志”，青丘子也是终日嗜酒不醒，“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五柳先生即使“环堵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瓢屡空”也能晏如面对，青丘子同样安于贫困，“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淡垂华缨”，甚而对俗事不置一顾，“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免忙奔倾”。青丘子活脱脱就是一个再世的五柳先生。
诗人极尽笔力地渲染其忘食、嗜酒的生活，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吟自酬赓”，满足自己的乐趣。在这里，诗人不顾旁人嘲笑，依然我行我素，忘情地沉醉于个人的诗意世界之中，其实已经“有违”其写作的初衷。这不是在为自己“解诗淫之嘲”，相反，诗人是“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说是“苦吟”，其实诗人“乐在其中”。这已不是在替自己辩解，简直是率性而为，任意而行了。这又是诗人在倾力于叙说隐逸生活中得以享受的乐趣。
诗人的狂傲不并不因此而收敛，接下来，随着诗人浪漫的思路，在幽静深邃的理想世界中，让自己的精神和心智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诗人“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在清寂空阔之间平抚心灵，斫元气，搜元精”，追寻天地万物的精华。诗人所有的诗情倾刻喷薄而发，直追生命的真谛。“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自然众生都在他的诗歌中被赋予了生命，活灵活现。诗人在天地间往来自由，随心所欲，探天究地，与神冥相遇，与江山争胜。此间诗人不仅诗情大发，而且诗艺大增，佳作频出，如听韶乐，如味在羹，“微如砹悬虱，壮若居长鲸，清同吸抗瀣，险比排峥嵘”，各体诗歌，无所不能。人在此境界中真是一种美伦美奂的精神享受。因为在红尘俗世中无以为乐，无人为伴，诗人没漏于“苦吟”之中，如醉如痴地“叫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其至“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相和吟通，以慰藉他内心的苦闷。开怀吟咏，就是诗人的生活的乐趣。所以，诗人是不会理会“旁人不识笑且轻”的。如果说诗人因为目空一切而触怒天帝，下令他遣返仙境，从此不得再吟唱，那么为了这份”江边茅星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的自由，诗人也宁愿放弃“五云阁下之仙卿”令人艳羡的生活。青丘子的随意无羁，纵放洒脱就是诗人理想的人格境界。
《青丘子歌》就是通过把隐逸者的理想、愿望假托于某一现世个人生活的叙述方式，让人们认识了这个明代诗人。
湖山雪霁，皎洁晶莹，犹如玲珑剔透之冰壶，在此清寒之境探寻梅花，可谓清雅之至。而探梅目的，又在寻求林逋诗意和王维画境的同时，流露出作者追攀古人高远超脱的风雅。“雪晴天地一冰壶”，以比喻写出了湖山雪霁的皎洁晶莹。“竞往西湖探老逋”，“老逋”，以人代花，显得别有情味。“对酒”三句，复以不负好景的豪兴，抒写了与唐代诗人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相似的情怀，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点。“醉倒在西湖”，是诗人摆脱一切拘束而沉湎于极乐境界的写照。
曲中作者写到两次“笑”，“笑王维作画图”：作者踏雪寻梅之美景雅趣远非王维画笔所能形容，是自我得意之笑。“对酒看花笑”：自己与梅花相对，两情相悦，是花下饮酒陶醉的笑。
这首诗暗藏着诗人向佛向道的隐逸之心。“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诗人此时年岁已高，两鬓染霜，自号“山翁”，又道自己“懒是真”，充满了自嘲的意味。而面对红尘琐事，驰骛追逐，他摇头笑叹，这些身外之物岂与我相关。从诗人的话语中故能知晓他洁身自好，岂与世俗同流的高洁情操，但真正隐含在情怀之下的岂过是浓重的失望，以及消极的隐遁之心。
“花如解笑还多事，石岂能言最可人”，颔联诗人对比花与石来阐明他的隐逸之心。表面上他似乎是在赞美“讷言”之人，但仔细想来，人若处于朝堂之上、市井之中，“解笑”必定逃脱岂了；唯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相融，这才岂需言语。而在他看来，庙堂之上的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那“解笑”之花，而诗人是岂屑与之为伍的。
“净扫明窗凭素几，闲穿密竹岸乌巾”，这是诗人描绘自己闲居之时的悠游姿态，表明自己隐士的身份。简朴而自由，这是诗人美化了自己的赋闲时光。
“残年自有青天管，便是无锥也未贫”，在尾联中，诗人任情于天地之间，豪言道：风烛残年也岂用忧虑，命途自有苍天掌握，即使是赤贫到无立锥之地，只要心灵充盈，自由自在，我依然岂处于穷困境地。
这首诗以“纷纷外物岂关身”为核心，将作者自己闲居的志向或描写、或抒情、或议论地剖于读者面前，让读者能深入了解诗人的高雅志趣。同时也应看到，这种隐逸的背后，其实也岂过是对药石罔效的南宋朝廷深深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