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意望已过矣”，作者主要叙述了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功绩。首先他叙述了自己早年的志向，他当时虽少年得志，但非知名之士，只想做一个郡守，先在政治教化中树立声誉：因此他在任济南相时，严惩那些贪官污吏，但触犯宦官利益，遭到豪强的反对。

　　其次，写隐居家乡的生活，政治上初试锋芒却受挫后，曹操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表面上隐居在乡渎书射猎，实际上却是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东山再起。同时，表明自己只是希望在讨贼立功中封侯，并未有什么大志或野心，本志有限。再次，叙述自己先后消灭军阀袁术、袁绍、刘表的历史功绩，同时说明自己目前虽身为丞相，但实质远远超越了最初的志向，因此也不会再有更大的野心。

　　第二部分从“今孤言此”到最后，这部分作者用贤人志十的典故，说明自己既无野心又不让权的苦心，即明本志。“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满怀自尊、自负之意，也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二如果没有曹操的拥戴，汉家王朝恐怕早已四分五裂了，曹操在维持汉末圈家局部统一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先生就很欣赏曹操的坦率：“曹操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没有说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首先借齐桓公、晋文公“以其兵势广、大，犹能事奉周摩”。说明他自己定会效法前人忠心侍奉汉室政权， “以大事小”。接着又举乐毅和蒙恬两个历史人物来与自己想比，用意同前。曹操借蒙恬“积信于秦三世”，来表明自己一家也会和蒙恬一样知恩图报，绝不会心存二志。更何况鉴于圣明如周公者．尚留有金滕之书以自明，作者借此再次表明心迹。

　　然后作者阐明了自己拒绝让出兵权的原因，即出于自身和子孙以及冈家安全的考虑，不愿“慕虚名而处实祸”。明确坚定的语气，显示出作者在关系个人命运和围家安危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含糊。

　　最后，曹操又以“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的事迹来自省，表示要学习前贤的高风亮节，居功不傲，虽然自己有“荡平天下”的重要功绩．但封兼四县的邑土却受之有愧。因而他准备要让出三县的封地，以表明意向，消除众舆论的攻击之势，显示曹操成熟灵活的政治手腕，给人以谦恭礼让的印象，让县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这篇文章写得直率洒脱、大义凛然。全文结构安排井然有序，前半部分侧重叙事，后半部侧重“明志” 作者善用典故，用齐桓、晋文说明自己会“尊王攘夷”；乐毅、蒙恬表明自己的忠心耿耿；用介推、申胥说明自己的高风亮节；用周公的《金滕》之书阐明自己的良苦用心，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让文章内容充盈。在语言方面，全文直白自然，毫无雕饰之迹，表现了曹操利落而坚定的性格以及处世原则。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而枝节问题上则可以做出让步，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豪气和见识。

　　这是一首咏物词，作品通过红梅傲然挺立的性格，来书写自己迁谪后的艰难处境和复杂心情，表现了作者不愿屈节从流的态度和达观洒脱的品格。

　　作品的显著特点是融写物、抒情、议论于一体，并通过意境来表达思想感情。词以“好睡”发端，以“自怜”相承，从红梅的特征来展示红梅清冷、自爱的形象。红梅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苞芽期相当漫长，因谓“好睡”；虽然红梅好睡，但并非沉睡不醒，而是深藏暗香，有所期待，故曰“莫厌迟“。句中一“慵”字，悄悄透露了红梅的孤寂苦衷和艰难处境。红梅自身也明白，在这百花凋残的严寒时节，唯独自己含苞育蕾，岂非有不合时宜之感。苞蕾外部过着密集光洁的白茸，尽管如同玉兔霜花般的洁白可爱，也只能自我顾恋，悲叹“名花苦幽独”（作者《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枝，土人不知贵也》）罢了。词以“冰脸”来刻画红梅的玉洁冰清，既恰如其分的写出了红梅的仪表，也生动地写出了红梅不流习俗的超然之气，它赋予了红梅以生命和丰富的感情，形象逼真，发人深思。

　　“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这三句是“词眼”，绘形绘神，正面画出红梅的美姿丰神。“小红桃杏色”，说她色如桃杏，鲜艳娇丽，切红梅的一个“红”字。“孤瘦雪霜姿”，说她斗雪凌霜，归结到梅花孤傲瘦劲的本性。“偶作”一词上下关联，天生妙语。不说红梅天生红色，却说美人因“自怜冰脸不时宜”，才“偶作”红色以趋时风。但以下之意立转，虽偶露红妆，光彩照人，却仍保留雪霜之姿质，依然还她“冰脸”本色。形神兼备，尤贵于神，这才是真正的“梅格”！

　　下片三句续对红梅作渲染，笔转而意仍承。“休把闲心随物态”，承“尚余孤瘦雪霜姿”；“酒生微晕沁瑶肌”，承“偶作小红桃杏色”。“闲心”、“瑶肌”，仍以美人喻花，言心性本是闲淡雅致，不应随世态而转移；肌肤本是洁白如玉，何以酒晕生红？“休把”二字一责，“何事”二字一诘，其辞若有憾焉，其意仍为红梅作回护。“物态”，指桃杏娇柔媚人的春态。石氏《红梅》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其意昭然。这里是词体，故笔意婉转，不像做诗那样明白说出罢了。下面“诗老不知梅格在”，补笔点明，一纵一收，回到本意。红梅之所以不同于桃杏者，岂在于青枝绿叶之有无哉！这正是东坡咏红梅之慧眼独具、匠心独运处，也是他超越石延年《红梅》诗的真谛所在。

　　此词着意刻绘的红梅，与词人另一首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缥缈孤鸿一样，是苏轼身处穷厄而不苟于世、洁身自守的人生态度的写照。花格、人格的契合，造就了作品超绝尘俗、冰清玉洁的词格。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这是一首情诗。有人把它理解为妻子担忧在外的丈夫没有御寒衣物的诗，则诗以主人公看见有狐开篇，以狐之绥绥，来比久役于外的丈夫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貌。只见有一只身材单薄的狐狸，狐独地散漫地出没在淇河水落石出的地方。这应该是一幅冷清的秋天的景象，淇水河边，水落石出，狐狸身单影只地行走在石梁上。见此情景，女主人公心里对丈夫的担忧油然而生，他想到那久役于外的丈夫还没有御寒的下裳。

　　全诗一唱三叹，每章只更换两个字，反复强化，深入地表达担忧之情。狐狸走在水浅的地方，湿了腿脚，由此想到自己男人还没有束紧衣裤的带子呢。狐狸走在河的岸边，完全没有弄湿身上，她就想到丈夫还没有成身的衣服呢。随着视线所及，看到狐狸从水落石出的地方，一步步走到岸上来，她就想到丈夫该穿什么衣物，真可谓知冷知热。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诗是贤妇人惦念远方丈夫冷暖的佳作。

　　有人把此诗解为寡妇表白有心求偶之情，也可通。狐为妖媚之兽，诗人称此妇为“狐”，看来此妇也颇有风姿，诗人以诗揭露其心事，比之为狐、以物喻人，别饶风致。全诗三章，皆用比意。

　　首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梁为石不沾水之处，在梁则可以穿好下裳，所以这多情的寡妇，以有狐求偶，对其所怜惜的鳏夫，表白自我的爱心说：“我心里所忧愁的，是那人还无以为裳，若是他娶了我他就可以不愁没有衣裳了。”次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厉”为深水可涉之处。《邶风·匏有苦叶》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涉过深水。需要有衣带束衣。此妇担心的，是心上所爱慕的那人还没有衣带。她想：“若是我嫁给他，我可以替他结成衣带他就不愁涉过深水时没有衣带了。”三章言此狐“在彼淇侧”，既然已在淇侧，可见已经渡过淇水，可以穿好衣服了。可是她担心那个人，还无以为服，她心想：“若是我和他结为婚姻，那么，那人就不愁没有衣服了。”

　　这三章诗充分而细致地表露了这位年青寡妇的真挚爱心，即事抒怀，不作内心的掩蔽，大胆吐露真情，自是难得的佳作。在旧时代，遭逢丧乱，怨女旷夫，在各自失去配偶之后，想重建家庭，享受室家之爱，这是人生起码的要求，自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首诗，表白了寡妇有心求偶之情，在《国风》中是一首独特的爱情诗。至于此妇所爱慕的对方，是否已经觉察到她的爱心，以及如何作相应的表态，那是另外的事了。

　　这首诗为试帖诗，命题“古原草送别”。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写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的名句以来。此诗写出了“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还写出了新意。

　　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离离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很好的思路。就“古原草”而言，也可开作“秋来深径里”（僧古怀《原是秋草》），那通篇就将是另一种气象了。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一岁一枯荣”意思似不过如此。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两个“一”字复叠，形成咏叹，又先状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情味，三、四句就水到渠成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枯荣”二字的发展，由概念一变而为形象的画面。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锄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作者抓住这一特点，不说“斩不尽锄不绝”，而写作“野火烧不尽”，便造就一种壮烈的意境。野火燎原，烈焰可畏，瞬息间，大片枯草被烧得精光。而强调毁灭的力量，毁灭的痛苦，是为着强调再生的力量，再生的欢乐。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尽”的，然而作者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那“离离原上草”，就像是绿色的胜利旗帜。“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分而含意十分。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说此两句“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语简而意尽”，实未见得。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唱叹有味，对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绝千古。而刘句命意虽似，而韵味不足，远不如白句为人乐道。

　　如果说这两句是承“古原草”而重在写“草”，那么五、六句则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故是一转。上一联用流水对，妙在自然；而此联为的对，妙在精工，颇觉变化有致。“远芳”“晴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芳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见。“侵”“接”二字继“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极切。虽然道古城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比较“乱蛩鸣古堑，残日照荒台”（僧古怀《原居早秋》）的秋原，就显得生气勃勃。

　　作者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呵。“王孙”二字借自楚辞成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那真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这结尾意味深长。诗到此点明“送别”，结清题意，关合全篇，“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

　　全诗措语自然流畅而又工整，虽是命题作诗，却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不但得体，而且别具一格，故能在“赋得体”中称为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