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按理说，登临如此高耸的山亭，自应细写其杳渺之景象，雄阔之意境。然而辛弃疾竟以豪情壮志、险思奇想出之，大发思禹之情，却又能不肯离题意。如上片“悠悠万世功”二句，通过“悠悠”“矻矻”两个叠词，既生动地写出其历史久远，又形象地道出大禹的劳苦功高。这纵横高远的境界，正是最恰当地扣住了“尘表”二字。作者面对一派江山如画、烟火万家的绚丽景象，他考虑的却是“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尘世万物均能各得其所，推本溯源，这都是禹的伟大业绩。这三、四两句，又将“高”和“远”更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超然玉立于尘表之外了。
如果说上片是吊古，那么下片则是伤今。过片“红日又西沉”二句，仿佛写的是眼前景，倘若简单地这样去理解，显然与上片高、远的意境不相符合。因而，“红日”句是比喻南宋朝廷岌岌可危的局势；“白浪”句是指流光飞逝，历史是无情的。这正是一代爱国者的时代忧虑，是作者愤懑难平的情感流露。煞尾二句，既照应了前阕，又阐明了词意：危亭登眺，无意于赏心悦目，主旨在忧时伤世。我自思量禹”句，寓含着作者无限心事：在这苟且偷安、不思自振的人欲横流中，必须要再有个为民造福的神禹出来治水平土，力挽狂澜，重整山河。全词紧紧系住“尘表”铺写，居高临远，吊古伤今，上下片浑然一体，意境奇特，造语清俊，在小令中洵为不可多得的妙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