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描写精美的春归之景，以惜春之怀，发幽婉深恨之情，令人思之不尽，可谓这首词的显著特点。
词的上片写春归之景。从落红铺径、水满池塘、小雨霏霏，到杏园花残、杜鹃啼叫，写来句句景语、情语。清秀柔美，深美婉约。先写飘零凋落的花瓣已经铺满了园间小路，池水上涨已与岸齐平了，再写说晴不晴，说阴不阴，小雨似在逗弄晴天一样。观看杏园已失去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动人景色。它像一个青春逝去的女子，容颜显得憔悴而没有光泽了。再听枝头杜鹃鸟儿，传来声声“不如归去”，泣血啼唤，多么令人伤感。
杜牧诗有：“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这句可能化用小杜诗意。作者从所见所闻之春归的景物写起，不用重笔，写“落花”只是“铺径”，写“水”只是“平池”，写“小雨”只是“霏霏”，第三句写“杏园”虽用了“憔悴”二字，明写出春光之迟暮，然而“憔悴”中也仍然有着含敛的意致。片末，总括一句“无奈春归”，其无可奈何之情，已在上述描写中得到充分表现。但也只是一种“无奈”之情，而并没有断肠长恨的呼号，这样就见出一种纤柔婉丽之美。
词的下片，侧重写人。写她独自一人登上冒出柳树枝头的画楼，斜倚栏杆，手捻花枝。这句似由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词意化来。紧接着又写下一句“放花无语对斜晖”，真是神来之笔。因为一般人写到对花爱赏多只不过是“看花”、“插花”、“折花”、“簪花”，都是把对花的爱赏之情变成了带有某种目的性的一种理性之处理了。而从“手捻花枝”，接以“放花无语”，又对“斜晖”，委婉含蓄，哀怨动人，充分体现了少游词出于心性之本质的纤柔婉约的特点。
秦观这首词所写从“手捻花枝”到“放花无语”，是如此自然，如此无意，如此不自觉，更如此不自禁，而全出于内心中一种敏锐深微的感动。当其“捻”着花枝时，其爱花是何等深情，当其“放”却花枝时，其惜花又是何等无奈。而“放花”之下，乃继之以“无语”，正是因为此种深微细致的由爱花惜花而引起的内心中的一种幽微的感动，原不是粗糙的语言所能够表达的。而又继之以“对斜晖”三个字，便更增加了一种伤春无奈之情。“放花无语对斜晖”，七个字中只是极为含蓄地写了一个“放花无语”的轻微动作，和“对斜晖”的凝立的姿态，却隐然有一缕极深幽的哀感袭人而来。所以继之以“此恨谁知”，才会使人感到其中之心果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幽微之深恨。
诚然，词人没有写她“恨”什么。但从词人描绘的这幅春归图里，分明看见她面对春归景色，正在慨叹春光速人易老，感伤人生离多聚少，青春白白流逝。全词蕴藉含蓄，寄情悠远。真是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余味。
这首诗紧扣夜中小雨，以愁情贯穿全诗，它以夜长喻愁长，以小雨反衬愁浓，以雨停反衬愁深，结尾以“颠倒匡床嚣作结，把诗人的愁情推到高潮。诗不仅构思精巧，抒情亦有独特之处，情境交织，情随境移，寓情于朴实的语盲之中。
开头两句，点明雨夜，顿入愁境。短更长更，愁絮绵绵，更由短渐长，表明诗人孤愁萦怀，难以入眠已经多时了。三点两点，雨声零落，雨点由三到两，可见雨声愈来愈疏。三点两点的雨声，只有在更深夜静之时，不眠之人，才能听得见。入夜容易使人思绪万端，牵动愁肠，淅淅沥沥的雨声更使人愁上添愁，不堪其苦。第三句则把抽象的愁思具体化，说雨声不似愁思那样难断，正面说雨声，其实意落反面，侧写了愁思比雨声细密绵长，这比直接描写更富有表现力，使愁思具体可感，更深刻生动，此所谓“诗有正写不出，须用反击始透者”。如此绵密不绝的愁思，直教诗人无计可除，辗转反侧，不能安席。这时，月入窗棂，清冷幽绝的月光照着不眠的诗人，结语余音袅袅，回味不尽。
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这首诗的首联写诗人南康登望湖亭眺望，先入目是万象萧条的一派衰秋之大景；颔联写到秋风紧急，吹饱了船帆，暮霭沉沉，笼罩着一座孤零零的山头；后两联发慨叹，颈联说的真情，尾联却是发的牢骚，借秋天的景色，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全诗通篇笼罩着一股愁云惨雾，但作者忧国忧民的崇高的志趣，通过沉郁颓丧的情绪的烘托，得到充分表现。
八月秋高，苏轼南下，舟渡长湖，在南康登望湖亭眺望。先入目是万象萧条的一派衰秋之大景；再细看，就见到秋风紧急，吹饱了船帆，暮霭沉沉，笼罩着一座孤零零的山头。这种萧疏的秋景，和他万里投荒的心境，已经融化为一，读者也不知是秋色触发了他的愁思，还是他的心头的寒风吹饱了征帆，胸间的乌云笼罩着孤山。景与情已经结合成了诗的意象，荡漾出无尽悲凉的气氛，浸染着读者的心绪。
从这一股氛围里，终于霜钟一样撞出了他撼人心胸的慨叹：“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报国之志犹存，而济世已经乏术了。前句是说的真情，后句却是发的牢骚。苏轼有许国之心，也有康时之术，如《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之哀囚徒，《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之刺官吏，《异鹊》之斥酷吏等。可惜不被重用，报国无门，心中极愤然。用一“虚”字，看似自谦自责，其实是体现着“怨而不怒”的君子气度，而它所传达出来的复杂感情，却更耐人寻味。
苏东坡是四川眉州人。在他投老之年，投荒万里之外，必会想到越离越远的家乡，亦必会想到自己这把骨头将来还想回到岷山峨嵋那一带。
总之，这是一篇伤秋之作。借秋天的景色，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通篇笼罩着一股愁云惨雾。但作者忧国忧民的崇高的志趣，通过沉郁颓丧的情绪的烘托，相反得到充分表现。读此诗很像洗照片，浸浇一遍，底影就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