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起句紧紧扣住题目中的“大风雨”,用“骤”和“驰”二字给人以迅疾、突兀的感觉,使“大风雨”具体化、生动化。但和“雨骤风驰”造成的急风暴雨式气氛相对应的舟和舟上的人,却活泼而惬意,驾着小船轻快地度过了溪湾。更让人惊奇的是大风雨中“江豚吹浪湾,沙鸟得鱼闲。”词中“吹浪湾”用拟人化的手法高度概括出了江豚的这一“特技”。而“沙鸟”在暴风雨中也不仅无所畏惧,而且还捕捉到赖以为食的鱼,悠哉游哉,轻松之至。这种迅疾和舒缓、朦胧和清晰所造成的强烈对比,非常逼真,从词中仿佛看到一幅有人物在内的写意山水画。
上阕所写是作者耳闻目睹到的,他或许就在那只船上,所以真切,所以形象,所以如闻其声,如见其景。下阕则是作者由眼前的景象所激发出来的内心情感。他首先想到的是当时词坛的不景气,词风的衰颓。“绝代才人”暗指李白,李白的六首《横江词》就是在这里写的。“借他只手回澜”,作者希望在词风“既倒”的危急情形下,出来“绝代才人”力挽狂澜,改变今不如昔的现状。如果说龚自珍所呼唤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是从全社会着眼,指现实中的历史家,政论家、社会批评家等,那么薛时雨在此所召唤的,则专指文学界的文学家、诗人、词人。“而今无复旧词坛",既是对过去的怀念,又是对现状的不满。但是词坛的“不复”还有其他因素。所以,作者的呼唤也好,慨叹也好,几乎是徒劳的。结尾一句“马当山下路,空见野云还”就体现了这种不得再见昔日才人的无可奈何的心境。这中间,包含着许多用语言说不出的东西。谭献评此词“结响甚遒”正是基于这一点吧。另外,最后才点出题目中的“马当山”,确有前呼后应,首尾相照之妙。
薛时雨在其《藤香馆集》所附二种词的自序中说:“律疏而语率,无柔肠冶态以荡其思,无远韵深情以媚其格,病根仍是犯一直字。”这个自我评价自然也包括这首词。至于“犯一直字”的“直”,在这首词中,却不突出,因为它在率直奔放的同时,又能转折如意,见其韵致。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