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两句借史论今，深惋“韩信阵”之未成，哀叹武侯未捷而殒，以潜喻张浚的悲剧人生。后两句直点“魏公”之败，将其“不平气”化作“峰上云”，既暗写张浚死葬衡山的现实，又巧妙将其精神通过与祝融的比附，而得到一种升华。这首挽诗气势磅礴，意趣深婉，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符离惨败的反思，而且歌颂了张浚坚持抗敌的爱国精神。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说“未成韩信阵”表明此役的失败。
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流露出对张浚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
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
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浚的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过这首诗是否为了迎合张南轩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栻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
一个正直无私、胸怀广阔的古代贤者形象跃然纸上。祁奚很有自知之明，年纪大了请求退休，绝无老马恋栈的患得患失心态。晋悼公五次三番征求意见，正是对祁奚人品的高度信任。仇人解狐得到推荐，难道是祁奚刻意讨好献媚吗？让儿子接任，副职之子辅佐，难道不怕授人以结党营私的话柄吗？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影响祁奚的心态，他已经到了“从心不逾矩”的年龄段。作为老臣，祁奚拥有圆熟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公私分明，思虑严密周详，洞察力强，处事很有分寸。“建一官而三物成”，祁奚勇敢无私的政治良心令人肃然起敬。
识才用才是贯穿人类发展的始终话题。人们总希望自己能遇到伯乐。其实，伯乐华而不实，他不过是替君主找找千里马顺便讨些劳务费的帮闲人而已。君主爱作秀，与伯乐沾边，自然也就博到爱才的美名。只有祁奚，才真正懂才、识才、起才，他相当务实，政治经验丰富，思维冷静清晰，更可贵的是正直的政治品格，这就保证经他挖掘乃到推荐使用的人才，含金量更纯，成才率更高。历史上，管仲、萧何、徐庶、鲁肃、魏征、狄仁杰、欧阳修、元脱脱、李善长、曾国藩等，也都是与祁奚同类的贤者仁人，他们举荐了众多忠臣良将，因了他们的合力，中国封建王朝的“龙脉”得以成为世界史上延续最长的典型。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