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黛玉所作菊花诗。这首诗用拟人化的手法写菊花的梦境，实际上是写黛玉自己梦幻般的情思，带有明显的谶语的意味。诗的第一句写入梦，以下依次写梦境，末后两句承“蛩鸣”“惊回”好梦而道出梦醒时的“幽怨”之槽。咏者一进入梦境，就说是“和云伴月不分明”。那种恍惚不定，依稀难辩的梦中情景，犹如人的命运之不可主宰。次联说的是梦中的追求。“庄生蝶”，指庄周做梦化为蝴蝶翩翩飞舞的故事。这里引来点出“梦”。“陶令”即曾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潜，他与菊花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借来指所要追寻的知音。
诗的前四句，其中之意，可证诸黛玉的乎生遭遇。林黛玉父母俱丧，寄食于贾府，世身可怜。但是，她的叛逆的思想，却是封建贵族大家庭所绝不能容让的。她怀抱的希望，只能从梦中去寻找，而她所迫寻的梦，又是如此的轻飘模糊，追不到，摸不到。她在“亿旧”即“梦旧”当中，最终也是不能寻得“海上鸥盟”那样的知交好友的。于是林熏玉唱出“登仙非慕庄生蝶”，把“梦”都了结于“逝者登仙界”的最后归宿之中。
诗的后四句写“惊回”“醒时”的情景。“醒时幽怨同谁诉”。黛玉有满肚子的‘幽怨”，她虽然有视为平生知己的宝玉，但是又没有谁可倾诉。黛玉的《咏菊》诗写过“满纸自伶题素怨”，《问菊》更直白地说“孤标傲世偕谁隐”。这样看来，黛玉存有的“幽怨”，那是她孤高的品格不能融合于贾府的鄙俗；而黛玉的这种品格，又是以她的叛逆思想作为基础所形成的。可以这祥说，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对叛逆者的思想行为的压迫和摧残，是造成林黛玉“幽怨”满怀的最根本原因。林黛玉的“幽怨”，即深藏的哀怨之所以找不到诉说之人，想来曹雪芹原著所写，是黛玉还泪未尽“登仙”之时，宝玉已因贾府事败、抄没而遭祸。所以黛玉梦醒时找不到知己倾诉，剩下的却只有“衰草寒烟无限情”的衰败悲凉的肃杀秋情。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首诗的开篇，干脆利索，开门见山，一气呵成，将诗人内心愤懑苦恼的矛盾心理悉数展现在读者眼前。前八句直抒感慨，亦是对诗人前半生仕途的总结。少年气盛之时，不谙世事，尽力苦学只为求取功名利禄。行至途中，回首走过的仕途，却是那般苦不堪言。“强学”、“徒闻”、“苦无”、“闻徒言”、“累官”、“寡”、“恐遭”，这一连串如泻闸之水般喷涌而出的用词，无不流露出诗人的苦闷之情。在这开门见山的畅吐背后，不难想象出诗人仕途跋涉中的艰辛与烦恼，那苦不堪言的心情，身心俱碎的状态。然处在这样的仕途漩涡里，又是闻能奈何得了的。想要“遂性欢”，却又害怕遭来“负时累”。面对世俗纷繁的厌倦，对现实世界的进退维谷，矛盾交织的内心挣扎，低首徘徊的他，究竟又该何去何从。前八句一泻而下的倾诉，将诗人的内心世界展现得遗漏无疑，在读者面前勾画出一位茫然徘徊，为人生追求而苦闷的仕者形象。
诗的后八句，诗人笔锋一转，转而描绘出一幅清新高渺、晶莹剔透的画面，压抑沉重的氛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焕然一新的画面，清冬的远山，清晰可见，晶莹的雪花，将苍翠的山林覆盖，天地间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几许透亮，几许静穆。如此心旷神怡之境，将尘世的繁杂与诗人内心的苦闷化为乌有，这才是他真正渴望追求的境界。“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事意。”这是此番自然景象给诗人的启迪，亦是诗人内心最深的夙愿。末两句是劝诫堂弟之语，堂弟素来追求高雅之趣，早年极言追求“尘外”之意，却仍陷世俗之中，诗人想与堂弟携手共同隐退而居，却怎奈世俗纷扰，仍有故得延缓归期，然时光却转瞬即逝，匆匆而过。末句看似对堂弟的规劝，实则也是对自己进退两难境地的慨叹，忧谗畏祸的心情溢于言表。
此诗发言旷远，用笔委婉。前后部分的巧妙转折，是一个诗人心灵与自然对话的过程，自然的开阔之境将他从苦闷之际释放出来。
“毗陵”，《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毗陵。注：季扎所居延陵，汉改之。《宋史·地理志》两浙常州毗陵郡。宋置常州毗陵郡，属江苏。
“竹深”两句，应题。即席绘出丁园中的主要景色：竹林。此言园中一大片幽深茂密的竹林拦住了夕阳光，似乎想把夕照美景留住，不肯放它轻易过去。横放斜插的竹枝、竹叶，形成了庞大的阴影，笼罩了林旁的小池塘。“断莽”三句，叙园外之景。此言丁园四周空旷平坦，远处一缕孤烟在地平线上袅袅飘升；浅浅的河水上浮动着败草残叶，这种景色只有深秋季节才能般配啊。“断莽平烟”句，有王维“大漠孤烟直”的意境。“荒亭”三句，复述园景。言园子里那个荒凉的亭子由于要在那里设宴，所以刚刚才打扫好。秋深风紧，我们正好借酒暖身。但是眼前已不再是早春时来过的景色了，所以没有了“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感觉。从此处可知“丁园”是词人常游之地。“障锦”两句，写挡风的围屏。主人用织锦屏风围着“荒亭”，就阻住了西风的肆虐，见那屏风上面一半绘着美人歌舞图，一半书写有龙飞凤舞般的题辞。从词人对屏风中景致的描述来看，可知“丁园”的主人也是个风雅中人。上片描述“丁园”的内外景色。
“独游”三句，从眼前的聚宴联想开去。此言如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来此的话，那游乐的兴趣就会很快消失；又如果园中的景点太多，也会使人感到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并且走马观花般的匆匆游览，又会使人觉得乐趣似乎太短促些了。三句既照应词题“两别驾招饮”，解决了词人的孤独感和时间上的短促感；又赞美了丁园的景点设置恰到好处。“柳下”三句，述宴中情景。“交车”（或“停车”），似为下象棋，南宋时象棋已风行。“云根”，为园中一假山也。此言在宴饮时，既可以闲适地坐在柳树下，车将、炮跳地下象棋；又能不时回来亭上帽饰交擦互相敬酒；还能够与友人一起出没在假山中间，一笑解千愁。“秋香”三句，由园景生发，宕开一笔，插叙时令。此言秋天的菊花还未凋残，而秋风秋雨已经静悄悄地光临西城。在亭中饮酒的客人（即词人）也被西风不知不觉地吹歪了帽子。“背月”两句，宴散乘舟回家也。因丁园地处城西（从“风雨西城”可知），所以词人在一夜欢宴后，背向着西坠的月亮乘舟而归，只听见群鸦已在两岸的树上迎着朝霞聒噪了。结句呼应词题中“招饮”，词人尽兴而归矣。且“溪树晓”又与首句“斜阳度”遥接，点明这是作通宵之宴也。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