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词抒写男女情事,多是以女性口吻代言女子的相思恋情,以女性形象的华美艳丽及相思情意为其审美特征,精致地描摹女性艳丽华贵的容貌、服饰、起居、心态等,而极少从男性的角度写相思恋情。一般认为此词所反映的是男子对女子的追慕,叙写一男子追慕一女子的情景。
开头二句是男子所见到的女子的美丽形象,“似带如丝”,“团酥雪花”,即形如柳丝轻盈婀娜,色如雪花丰润光洁。后面三句,写男子对女子的倾慕之情:见到女子乘坐着的华美小车,车帘卷起,玉钩斜悬,在繁华的道路上驶过,男子留连忘归,虽然暮色降临,他的眼与心还追逐着远去的香车。
全词虽仅短短五句二十三个字,却写尽了缠绵缱绻之情,把一个痴情男子的形与神都写活了。他痴情地爱她,却并无轻浮的行为;他“逐香车”,却并无狂放之举。作者对单相思的描写是能把握分寸的。
对此词还有另一种解读,认为是闺中女子期盼男子归来。前三句写女主人公盼男子归来的情景,后二句写其想象意中人正驱车赶来。
《咏萤》是梁简文帝萧纲的咏物诗之一,此诗通过“类星陨”、“若生花”、“疑空火”、“似夜珠”一连四个比喻,把萤火虫的异常光彩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以此托物寓意,采用拟人手法,表示只要遇到知音,便要不惜一切,奉献出微薄的力量。
“本将秋草并,今与夕风轻。”写的是萤火的产生与出现。古代传说夏末秋初时腐草化为萤,故云“本将秋草并”。如今它出现在夜空,在晚风中悠悠地飘荡、“今与夕风轻”的“轻”字用得恰当,它既是形容风,又是形容萤火。读者闭眼一想,便似乎感到初秋微风的吹拂;又似看到暗夜中点点萤火,是那么轻盈可喜。残暑已经消退,清新的秋夜令人多么适意!
接着的四句描绘萤火的形象。
“腾空类星陨,拂树若生花”,二句写萤火在庭院中飞舞,说它如星星陨落,已让人感到有趣,不过这意象前人已经用过,如潘岳的《萤火赋》说“彗似移星之流云”。“拂树若生花”则叫人感到诗人想象之丰富。当然,潘岳也曾形容道“熠熠若丹蕊之初葩”。说萤火像初开的红色花朵,但那还只是静态的比喻。萧纲这儿用了“拂”字、“生”字,便富于动态。树丛本是黑黝黝的一片,忽而这里那里闪现出光亮,似乎花儿在顷刻间绽放。“拂”字表明那光亮不是静止的,而是轻盈地流动着;那“花”也就乍明乍灭,这里谢了那里又开了,宛如节日的焰火。多么奇异的景象!多么天真的意趣!
“屏疑空火照,帘似夜珠明”二句写萤火飞入了室内。诗人换了一种写法:不说萤火如何如何,只说它在一片漆黑中看见了屏风被空气的火光照亮,门帘仿佛缀上了颗颗夜明的宝珠。因为闪闪烁烁,不点自亮,所以说是“空火”。诗人那种孩子般的惊喜,流露于诗句之间。
“逢君拾光彩,不吝此生轻。”诗人设想萤火虫是很愿意被喜爱它的人所收拾的。它说:倘若您愿意拾取我这发光的小虫,那我毫不吝惜自己的微躯。以这种拟人的写法结尾,更给全诗增添了几分妙意!
这是一个历代流传很广的故事。春秋时,晋国的公禄重耳因为内乱出奔到国外,一路辛苦流离,饿得奄奄一息。随行的介之推毅然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煮熟了给重耳吃,救了他一命。内乱平定后,重耳回国,荣登皇帝的宝座,就是晋文公,即文中所称晋侯。他登基之后大行封赏功臣,却偏偏忘了救命恩人介之推。这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于是和老母隐居绵上深山。
文公知道后派人去请,而介之推执意不肯出来。传说来人纵火烧山,想将母禄逼下山,介之推和母亲合抱一棵大树,就这样被烧死在山上。烧山的那一天正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为了悼念介之推,从此人们便定每年清明前一天为寒食清明,“寒食”是断火冷食的意思。这一天举国都不许生火,只能吃冷食。据说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
故事还没有完。介之推被烧死后,文公很悲伤,他砍下那棵大树,制成木屐穿上。叹息着说:“悲乎,足下!”据说这又成了“足下”这一典故的出处。
绵山因此也成为一大名胜。据史料记载,从三国曹魏时期到元末,历代曾有6次大规模修建。1940年1月10日,绵山毁于日军战火。解放后,绵山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风景名胜区。90年代得到了全面的修复和扩建。不但重修了从龙头寺到云峰寺被侵华日军烧毁的寺庙,并且开发建设水涛沟瀑布群和栖仙谷自然风光两大景区。而每到寒食清明,人们更是会深切地怀念介之推的高尚气节。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