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
“六么令”，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王灼《碧鸡漫志》说：“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又名《绿腰》、《乐世》、《录要》。双调，九十四字上片九句五仄韵，下片九句五仄韵。
“七夕”，这是梦窗借七夕牛郎织女鹊桥会的神话传说，以悼念杭州的亡妾。
“露蛩”两句，写秋景。言园中的蟋蟀正在“句句”地鸣唱着，纺织娘也在欢叫着“织、织”，它们恰似在催促织女赶快结束织锦，可以尽早去天河畔与牛郎相会。“婺星”两句。 “婺星”，本指二十八宿之一的女宿；即玄武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四，其中三颗属宝瓶座。这里借指织女星。此言天孙织女为情所累，就懒于织锦，而长久地伫立在天河畔，盼望与牛郎相会。两句直接切入民间传说，以织女象征杭妾的在天之灵。“不见”两句。言但是她只能在天河边徘徊苦盼，因为没有船只可以渡她过河，也没有鸿雁飞临传递来牛郎的信息。天地殊途无会面之期矣。“云梁”三句，又述神话传说。言织女终于等到了七夕之晚，在云雾弥漫的天河上有群鹊赶来搭起了一座千尺鹊桥，了却了织女与牛郎的一年一度的这点相思情。只可惜相会的时光一瞬即过，再回首，这甜蜜的鹊桥会又将要苦候一年光阴啊。上片从“七夕”生发开来，再叙了民间中这个美丽感人的神话故事。但牛郎、织女的生别离，尚有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可以聊解他们的相思苦；而词人与其亡妾却是再无见面之时的死别也。因此，词人对七夕的传说还是感到非常的钦羡。
“那知”两句，承上启下，专叙“乞巧”。“乞巧”，据《荆楚岁时记》：“（古时妇女七月七日夜）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玉石（黄铜）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此言天上的织女其实极想和牛郎长相厮守，不再分离的，但始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去改变王母娘娘的这个残酷决定——每年仅能相聚一夜。虽然如此，人世间仍旧有众多的小女子奉她为智慧女神，所以都在各自的闺楼上供起瓜果向织女乞求给她们增加智慧。“瓜果”两句，讥笑众女的自私。词人说：你们哪里知道今天晚上正是织女牛郎唯一能相聚在一起的大好时光，如果织女一旦真的被你们邀请下来，那末岂不是要使牛郎感到孤单寂寞吗？词人本着“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的仁者想法，特地为牛郎织女俩设想，所以他希望乞巧者要知趣一些，否则只会自讨没趣的。“瓜果几度凄凉”是说：那织女自顾不暇，怎能为了这点瓜果而抽出时间来赐给你们智慧呢？“人事”两句。“金钗擘”，“擘”，即剖。这是引神话传说中，王母用头上金钗在织女与牛郎之间一剖，就划出了一条天河，生生将他们俩隔在河的两边。也借喻世事往往循环往复，“牛郎织女”毕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不可能有人真的看见过用一枚金钗就可以剖出滔滔天河。“今夕”三句，重申题旨。词人问：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他明知今天是“七夕”，但是偏设此一问，重在提醒众人不要忘记，天上的牛郎织女只有今天一晚上可以相会。所以说人世间在“乞巧”之后，到了月亮西堕就要收拾掉残杯结束了。但是我担心，天上的银河又将会毫不容情地将织女与牛郎这两个有情人分隔在两边啊。下片由天上一年一度的相会之艰难，联想到地上“乞巧”的煞风景。既点题，又作了更深一层的发挥。“寂寞罗池客”，又可以看成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由于杭妾已经仙逝，所以说天上两星尚有今夕相会之期，而自己惟有酒冷人单孤苦度日而已。
词作上片描写跋涉行军与途中驻扎，夹杂着颇多无奈情绪；下片叙述夜来风雪交加，搅碎了乡梦，倍觉惆怅。全词描写将士在外对故乡的思念，抒发了情思深苦的绵长心情。语言淳朴而意味深长，取景宏阔而对照鲜明。
“山一程，水一程”，写出旅程的艰难曲折，遥远漫长。词人翻山越岭，登舟涉水，一程又一程，愈走离家乡愈远。这两句运用反复的修辞方法，将“一程”二字重复使用，突出了路途的漫漫修远。“身向榆关那畔行”，点明了行旅的方向。词人在这里强调的是“身”向榆关，那也就暗示出“心”向京师，它使我们想到词人留恋家园，频频回首，步履蹒跚的情况。“那畔”一词颇含疏远的感情色彩，表现了词人这次奉命出行“榆关”是无可奈何的。
这里借描述周围的情况而写心情，实际是表达纳兰对故乡的深深依恋和怀念。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出身于书香豪门世家，又有皇帝贴身侍卫的优越地位，本应春风得意，却恰好也是因为这重身份，以及本身心思慎微，导致纳兰并不能够安稳享受那种男儿征战似的生活，他往往思及家人，眷恋故土。严迪昌《清词史》：“夜深千帐灯’是壮丽的，但千帐灯下照着无眠的万颗乡心，又是怎样情味？一暖一寒，两相对照，写尽了自己厌于扈从的情怀。”“夜深千帐灯”既是上片感情酝酿的高潮，也是上、下片之间的自然转换，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经过日间长途跋涉，到了夜晚人们在旷野上搭起帐篷准备就寝；然而夜深了，“千帐”内却灯光熠熠，为什么羁旅劳顿之后深夜不寐呢？
下片侧重游子思乡之苦，交代了深夜不眠的原因。换头写景，风一更雪一更，突出塞外狂风骤雪的荒寒景象。这是以哀景衬伤情，风雪载途，行者乡思更烈。叠用两个一更，突出塞外卷地狂风，铺天暴雪扑打帐篷经久未息的情景；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天寒地冻之夜，人之辗转难眠的状态。聒碎乡心梦不成呼应上片的夜深千帐灯一句，直接回答了深夜不寝的原因。着一聒字，突出了风雪声响之巨；且极具拟人味，仿佛这风雪也通人心似的，彻夜念叨着故园的人事，让人心潮起伏。聒碎乡心，用的是夸张手法，形象地表现了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愁肠百转的心态。故园无此声，交代了梦不成的原因：故乡是没有这样的连绵不绝的风雪聒噪声的，当然可以酣然入梦；而这边塞苦寒之地，怎比钟灵毓秀之京都，况且又是暴风雪肆虐的露营之夜，加之乡心的重重裹挟，就更难入梦了。结尾这一句直截地表达了征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意。
从总的来说，上阕写面、写外，铺陈壮观；下阕写点、写内，曲描心情。选取的都是平凡的事物，如山水风雪、灯火声音。又采用短小精悍而通俗易懂的语句，轻巧排列，对应整齐。信手拈来，不显雕琢。全篇融细腻情感于雄壮景色之中，尽显非凡，作者用山，水，千帐灯，风，雪等大的物像，来寄托细腻的情感思绪。缠绵而不颓废，柔情之中露出男儿镇守边塞的慷慨报国之志。没有一般边塞诗的大气、沉痛、悲凉、雄壮，而是风格婉约，笔调缠绵，少了抑扬顿挫的沉雄，多了小女儿的缠绵情态。
这首词以白描手法，朴素自然的语言，表现出真切的情感，是很为前人称道的。词人在写景中寄寓了思乡的情怀。格调清淡朴素，自然雅致，直抒胸臆，毫无雕琢痕迹。
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这泉水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酌泉赋诗言志，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