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刻画了一个生活忧愁无绪、百无聊赖而彻夜难眠的女子。全词色彩华美,辞藻艳丽,语浅情深,含蓄有味。
此词上片首句“微晕娇花湿欲流”写梦中情景,以“湿欲流”写花饱蘸露水、晶莹可爱的样子写出“娇花”模样。“簟纹灯影一生愁。梦回疑在远山楼”,梦醒之时,对孤灯,辗转床席,愁思无限。
下片“残月暗窥金屈戍,软风徐荡玉帘钩”二句写夜景,末句“待听邻女唤梳头”荡开一笔,淡淡作结,别具一格,显出长夜失眠之人的百无聊赖。
全词着力描绘女子之慵懒情态,色彩华美,辞藻艳丽,语浅情深,含蓄有味,比陈子龙原作脂粉更重,绮思更浓。
这首词的标题是“五月雨”五月雨也就是梅子黄时雨,柳宗元诗云:“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词中所写,正是这种景象。
上片写景,在那黄莺儿啼叫的地方,满天正飘洒着雨丝,“疏雨”是间歇的雨,“摇荡”形容雨丝飘洒的状态,正所谓“雨丝风片”,再加上间断的莺啼,再准确不过地写出了梅雨的特点。极目远眺,平野之上没有行人,只见残剩的红花缀在绿树上,经过雨的冲洗,显得格外鲜亮。“极目平芜人尽去”,可能取欧阳修《踏莎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意境。雨天行人稀少,树是那样绿,花是那样红,词人的观察总是十分细腻、具体的。
下片写情,主要写词人的感受。江南梅雨季节,湿度大,衣物易生霉,本来古代上层家庭就好在室内薰香,此时此地更要点燃炉香来除湿。所以说: “费得炉烟无数”此亦从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化出。梅雨季节,江南正处于冷暖空气交会地带,故而多雨,并且气温多变,早晚甚至还会感到轻微的寒意,词中说“只有轻寒难度”,正是指的这种气候,“难度”则属于诗人的感受了。最后两句由雨写到转晴,忽雨忽晴也止是梅雨季节的特点,诗人强调的是由雨转晴完全在不知不觉之间,“疏雨”似乎一直在下着,然而忽然看见西楼边上露出了花影,天已放晴了。阳光照射下,才有花影。这花影摇曳着,摆弄着阳光。时间已接近傍晚,花影随着太阳光线移动,就好像在催促着薄暮的到来。这里“弄”字“催”字都用得很巧妙。在词中“弄”是一个很有表现力的动词,与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有异曲同工之妙。张词写月光照射下,花影在轻轻摇动,于寂静中显出动态,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首词取法这一 “弄”字,也用得相当精彩,不说“花弄影’,而说“花影弄晴”,晴是阳光给人的感觉,就是说花影摇动引起光线的明暗变化,这样就有了新的创造。而接言的“催薄暮”,用一个动词“催”字,赋予花影以感情的色彩。薄暮是自然到来的,在花影轻摇中阳光渐渐移去,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催促傍晚的到来,感觉十分细腻,表达则十分精彩。
前人评陈子龙词“婉丽、清艳”、“情深一往,情韵凄清”。他的词属于“婉约”派,这一派认为词的本质就应该是婉转缠绵、含而不露的。在陈子龙的词中一些细腻曲折的表达,确实体现了这种特点。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本人的归宿,却是与柔情蜜意、轻歌曼舞的生活不甚相容的,所以前人又特别强调他的“艳”不是浓得化不开的艳,而是“清艳”。情韵更不是“婉媚”,而是“凄清”。在他存世的数十首词中,大都是抒写节候变化和自然风物的,其中也颇多批评时事的寓意和忧时伤世感情的曲折表达,至于本篇,主要用赋体写成。既然找不到什么寄托的根据,我们且将它作为一篇描写节候风物的佳作来欣赏吧。
这三首诗是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杜甫从左拾遗任上被放还鄜州羌村(在今陕西富县南)探家时所作。关于这组诗,《古唐诗合解》这样评说:“三首哀思苦语,凄恻动人。总之,身虽到家,而心实忧国。实境实情,一语足抵人数语。”足见这组诗所蕴含的社会现实内容。
第一首着重写诗人刚到家时合家欢聚惊喜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第二首,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群鸡的争斗乱叫也是暗喻时世的动荡纷乱,同时,这样的画面也是乡村特有的。正是鸡叫声招来了诗人出门驱赶群鸡、迎接邻里的举动,“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起首四句,用语简朴质实,将乡村特有的景致描绘了出来,而这种质朴,与下文父老乡邻的真挚淳厚的情谊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四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四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四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