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描写了金代京都元宵佳节人山人海，人们盛装出游的欢快气氛。全诗浅白如话却富有情趣，用短短的诗句，表达了诗人在节日的欢乐之情。
开头两句写京都元夕的热闹场面，“袨服华妆”写出了游人们穿着鲜明华丽，“六街灯火”写出了大街小巷到处在舞弄着花灯的景象，前两句用元夕日，街上的人们的装束和举动反衬了汴京一派繁华、升平的气象，也为下文诗人这个穿着长衫的读书人都外出游玩，沉醉在游人的欢声笑语，抒发情感作铺垫。
而三句一转，用“长衫”对“炫服华妆”，写到自己竟然也随游人追欢逐乐。一个隐晦的发问，包含着辛酸的自嘲，严峻的自责，同时也是对前面所铺叙的场景的否定。表现了诗人对此时金朝的偏安处境的嘲讽，也表达了对繁华背后危机的担忧。
此诗展现了游人在元宵节游玩的景象，写出了元夕夜的盛世繁华，手法上，用乐景抒哀愤之情，长衫和炫服华妆的对比，含蓄动人，意味深长。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这首咏柳花的词曾被苏轼赞为妙绝，但词史上，人们多赞赏东坡的和柳花词，而对这首原作却颇多微词。实际上，这首词清丽和婉，不失为词中精品。
首句“燕忙莺懒芳残”开篇点题，写燕忙于营巢，莺懒于啼唱，繁花纷纷凋残，表明季节已是暮春：“堤上”，指明地点：“柳花飘坠”，点明主题。
破题之后，用“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紧接上句，把柳花飘坠的形状作了一番渲染。它为下文铺叙，起了蓄势的作用。韩愈《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意思是说：“杨花和榆荚一无才华，二不工心计；不肯争芳斗艳，开不出千红万絮的花。韩愈表面上是贬杨花，实际上却暗寓自己的形象，称许它洁白、洒脱和不事奔竞。章楶用这个典故，自然也包含这层意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写到此，词人竟把柳花虚拟成一群天真无邪、爱嬉闹的孩子，悠闲地趁着春天的游丝，象荡秋千似地悄悄进入了深邃的庭院。春日渐长，而庭院门却整天闭着。柳花活似好奇的孩子一样，想探个究竟。这样，就把柳花的形象写活了。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柳花紧挨着珠箔做的窗帘散开，缓缓地想下到闺房里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旋风吹起来。这几句深得南宋黄升和魏关之的欣赏。黄升说它“形容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魏庆之说它“曲尽杨花妙处”，甚至认为苏轼的和词也“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当然，把这首词评苏轼和词之上是未免偏爱太过；但说它刻画之工不同寻常，那是确实不假。这几句除了刻画出柳花的轻盈体态外，还把它拟人化了，赋予它以“栩栩如生”的神情，真正做到了形神俱似。
下片改从“玉人”方面写：“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称此词为“闺怨词”，估计就是从这里着眼的。到这里，“玉人”已成为词中的女主人公，柳花反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上了。但通篇自始至终不曾离开柳花的形象着笔，下片无非是再通过闺中少妇的心眼，进一步摹写柳花的形神罢了。柳花终于钻入了闺房，粘少妇的春衣上。少妇的绣花床很快被落絮堆满，柳花象无数香球似地飞滚着，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破碎了。这段描写，不仅把柳花写得神情酷肖，同时也把少妇惝恍迷离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柳花少妇的心目中竟变成了轻薄子弟，千方沾惹，万般追逐，乍合乍离，反覆无常。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这几句既着意形容柳花飘空坠水时为蜂儿和鱼所贪爱，又反衬幽闺少妇的孤寂无欢。“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借两个典故，既状写柳花飘坠似泪花，又刻画少妇望不见正“章台走马”的游冶郎时的痛苦心情。唐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即其一例。至于柳与章台的关系，较早见于南朝梁诗人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唐代传奇《柳氏传》又有“章台柳”故事。
这首词若有不足，当是上下片主题不一，从而造成了形象的不集中。然而瑕不掩瑜，此词仍值得用心玩味。
“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首句所写，是诗人对往日情事的回亿。遥送落晖，当日就不免年近迟暮、修名不立之慨；此刻回首往事，更添时光流逝、年华老去之感。句法圆融而劲健。
“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颔联承上“春残”、“回首”，抒写报国无门之叹和思念家乡之情。作者从军南郑，本图从西北出兵，恢复宋室河山，但不到一年即调回成都，从跃马横戈的壮士变为驴背行吟的诗人。此时忽忽又已四年，功业无成，年已垂暮，因此有“壮士无功老”的感慨。宋金之间自从公元1164年隆兴和议以来，不再有大的战事，所谓“时平”，正是宋室用大量财物向金人乞求得来的苟安局面，其中包含着对南宋当权者不思振作的不满。既然无功空老，则不必远客万里，思乡之情也就倍加殷切，故说“乡远征人有梦归”。“无功”与“有梦”相对，情味凄然。
“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颈联富开写景，紧初“春残”，写望中田间景象。暮春时节，正是苜蓿长得最盛的时候，故有“苗侵官道合”的景象。芜菁一称蔓菁，开黄花，实能食。司空图《独望》诗有“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该诗“芜菁花入麦畦稀”化用司空诗意。两句所描绘的这幅暮春图景，一方面透出恬静和平的意致，另一方面又暗含某种寂寥的意绪。
“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尾联总收，归到“倦游”与“摧颓”。末句拈出昔日“飞鹰醉打围”的气概，似乎一扬；而冠以“谁记”，重重一抑。顿觉感慨横溢，满怀怆然。昔年的雄豪气概不过更增此时的摧颓意绪罢了。
“春残”，在该诗里是触景增慨的契机；既是自然景象，又兼有人生的象征意味。通过对春残景物的描写，诗人把情、景、事，昔和今，自然与人事和谐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