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这篇根据典籍和传说写的杂感，用意很明显：作者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说明了圣君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即圣君是要依靠贤臣建功立业，贤臣又要仰仗圣君的识拔才能荷重行远，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通篇只就龙与云的关系着笔，从一个“灵”字着眼，所无一句点明本旨，可处处扣题。含蓄而又生动形象的写法，使行文委婉曲折，起伏跌宕，读来意味深远。“龙”与“云”相互依存，形象说明了圣君与贤臣相互依存。贤臣固然不可无圣君，而圣君更加不可无贤臣，说明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圣君与贤臣缺一不可。
《关山月》 是汉代乐府歌曲之一，属于 “鼓角横吹曲”，是当时守边将士经常在马上奏唱的。李白这首诗在内容上仍继承古乐府，但笔法独到，翻古意而又有所创新。诗人抒写了古代边防战士的艰难困苦，谴责非正义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借以影射批判唐代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表现了反对侵略战争的主题。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四句尤如影视文学的蒙太奇手法，将“诗题”一一化出。“关”“山”“月”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诗的物象，奠定了全诗边塞苦寒的苍凉基调。“月”，出于天山云雾间，一派云海苍茫、气势磅礴、雄伟壮阔的景象。“风”，漫天遍野的大漠朔风，犹如虎啸狼嗥，吹遍玉门关内关外，气势多么庞大，异域何其粗犷。诗人巧借“长风”把“关”与“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明月依旧、关隘依旧，而历代的长征远戍的男儿却都一去不再生还。没完没了的战争，何时才能停息？因此诗人将“长风、明月、天山、玉门关”这些广阔无垠的物象淋漓尽致地渲染，营造出雄伟壮阔而又苍凉悲壮的意境。诗人通过对边塞巨幅画卷的描绘，为下文将士翘首故里编织了“思乡”的情结。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在写景的基础上，抒发出“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主旨。“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诗人引用典故，在“关山”自然边塞风光之上迭印出沙场点兵征战的宏大场景。据史料载：汉高祖刘邦曾领兵征战匈奴，在白登山一带（今山西大同市西）展开了殊死搏斗，刘邦的将士被匈奴于此围困了七天七夜。而青海湾一带也是唐军与吐蕃连年征战之地。历代这种无休止的战争使得出征将士几乎难以生还故乡。那无奈的开怀痛饮，也许就成为未来沙场征战的最后诀别。此种痛苦的心情，惟有一醉解之。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战士们望着边地的景象，思念家乡，脸上多现出愁苦的颜色，他们推想自家高楼上的妻子，在此苍茫月夜，叹息之声当是不会停止的。“望边色”三个字在李白笔下似乎只是漫不经心地写出，但却把以上那幅万里边塞图和征战的景象，跟“戍客”紧紧连系起来了。所见的景象如此，所思亦自是广阔而渺远。战士们想象中的高楼思妇的情思和他们的叹息，在那样一个广阔背景的衬托下，也就显得格外深沉了。
诗人放眼于古来边塞上的漫无休止的民族冲突，揭示了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给无数征人及其家属所带来的痛苦，但对战争并没有作单纯的谴责或歌颂，诗人像是沉思着一代代人为它所支付的沉重代价。在这样的矛盾面前，诗人，征人，乃至读者，很容易激起一种渴望。这种渴望，诗中没有直接说出，但类似“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战城南》）的想法，是读者在读这篇作品时很容易产生的。
这首诗描写了边塞的风光，戍卒的遭遇，更深一层转入戍卒与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开头的描写都是为后面的做渲染和铺垫，而侧重写望月引起的情思。离人思妇之情，在一班诗人笔下，往往写得纤弱与过于愁苦，与之相适应，境界也往往狭窄。但李白却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万里边塞图引发这种感情。这只有胸襟如李白这样浩渺的人，才会如此下笔。综观全诗，李白用广阔苍茫、深沉磅礴的图景抒发戍人思乡的意境，其实就是诗人博大的胸怀的自然流露。如果说李白的诗大多用“月”“旅”“酒”来排泄个人的愤懑的话，那么，这首写关山月的诗，就表现了他关心民生、悲天悯人的另一种情操。此诗气势博大，意境深远，读来哀婉凄凉而又雄浑悲壮。
首联写得知捷报后兴奋不已，挥笔喜赋此诗，歌颂白发将军武巨收复西京的壮举，感佩武将军老当益壮，雄心犹存。
颔联用“千年计”和“一日回”进行对比，强调天道正义在南宋一方，金主想千年统治中原的计谋终成迷梦，一朝破灭。
颈联运用“疾风雷”的比喻，形象地写出了国家中兴的的赦令会像风雷一样迅速颁布到收复的西京，安抚归顺后的臣民。
尾联运用了想象和以景结情（或融情于景）的手法。诗人想象收复西京后，在来年的寒食节朝廷派出的祭扫宋先帝陵墓的使者，将通过梨花盛开的驿道而到达洛阳。 “驿路梨花处处开”画面优美，充满诗意，形象而细腻地表达了诗人对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喜悦之情，令人回味无穷。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