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这组诗共两首，第一首是七律，大概在初识张氏时所作，形容他的为人。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中间大概为分段处。若细分之，首句张氏，次句隐居。三四句切隐居，言路之僻远，五六句切张氏，言人之廉静。末二句说得宾主两忘，情与境俱化。
诗人在诗中用了反衬手法表现人的孤寂和山的幽静：“春山处处子规声”（清陆以湉《冷庐杂识·潘太守诗》），而张氏却独生无伴，只好自说自话，以春山的“闹”衬托孤寂的人，人越发孤寂了；丁丁的伐木声，以“有声”衬托幽静的山，山越发幽静了。诗人用典故表现张氏的廉静：《南史》载梁隐士孔祐至行通神，尝见四明山谷中有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关中记》：辛孟年七十，与麋鹿同群，世谓仙鹿。而结尾二句，更是诗人的良苦用心：“迷出处”，暗示张氏迷人的隐居环境如同桃花源，使诗人“迷不复得路”（陶渊明《桃花源记》）；“泛虚舟”，则表现“至行通神”张氏的飘逸与神秘。
第二首为五律。大约跟张氏已很相熟了，所以开首便道“之子时相见”，《杜诗镜铨》以为“当是数至后再题”，《杜诗详注》以为“往来非一度矣”，皆是。
虽是一首应酬之作，却可以看出作者的人情味与风趣。这首诗直说与用典双管齐下。直说与用典是古诗常用的两种表现方法，如不能分辨，诗意便不明白。在这里却两两密合。假如当作直说看，那简直接近白话；假如当作用典看，那又大半都是些典故，所谓无一句无来历。但这是形迹，杜诗往往如此，不足为奇。它能够有风趣，方是真正的难得。
如“之子”翻成白话当说“这人”或“这位先生”，但“之子”却见《毛诗》。第三句，池中鲤鱼很多，游来游去；第四句鹿在那边吃草呦呦地叫；但“鳣鲔发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并见《毛诗》。用经典成语每苦迂腐板重，在这儿却一点也不觉得，故前人评：“三四驱遣六艺却极清秀。”而且鹿鸣原诗有宴乐嘉宾之意，所以这第四句虽写实景，已景中含情，承上启下了。
“杜酒”一联，几乎口语体，偏又用典故来贴切宾主的姓。杜康是创制秫酒的人。“张公大谷之梨”，见潘岳《闲居赋》。这典故用得非常巧，显出主人的情重来，已是文章本天成，尤妙在说得这样轻灵自然。《杜诗镜铨》说：“巧对，蕴藉不觉。”慰藉不觉正是风趣的一种铨表。
诗还用透过一层的写法。文章必须密合当时的实感，这原是通例。但这个现实性却不可呆看，有些地方正以不必符合为佳。惟其不很符合，才能把情感表现得非常圆满，也就是进一步合乎现实了。这诗末联“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就是这样。想那前村的山路很险，又喝醉了酒，跌跌蹱蹱地回去，仿佛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的光景，没有不发愁之理；所以这诗末句实在该当作“归醉每应愁”的，但他偏不说“应愁”，颠倒说“无愁”。“无愁”虽非实感，却能进一步地表现这主题──主人情重，客人致谢，宾主极欢。
在这情景下，那么不管老杜他在那天晚上愁也不愁，反正必须说“无愁”的。所以另外本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然合理的解释，喝醉了所以不知愁；但也早被前人给否决了。《杜诗集评》引李天生说：“末二句谓与张深契，故醉归忘山路之险，若云醉而不知，则浅矣。”杜甫正要借这该愁而不愁来表示他对主人的倾倒和感谢，若把自己先形容成了一个酒糊涂，那诗意全失，不仅杀风景而已。又这一句结出首联的意思来，“邀人晚兴留”是这诗里主要的句子。
“为子死孝，为妨死忠，死又何妨”。起笔突兀，如两个擎天大柱。子死于孝，妨死于忠，此二句蕴含儒家思想本原。《易。序卦》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妨。”儒家认为孝之意义在于不忘生命之本源，是道德之根本。忠是孝的延伸，是大孝。德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天祥出使元营被扣留，次日谢太后派宰相贾余庆等赴元营奉降表，天祥即抗节不屈，其《指南录。使北》有诗曰：“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妨。”可见天祥之为妨死忠，并非忠于一家一姓，而是忠于民族祖国。这和儒家讲忠孝，但不主张愚忠、愚孝的思想很契合。人能死孝死忠，大本已立，“死又何妨，”视死如归。以一段震古铄今之绝大议论起笔，下边遂转入盛赞张许。“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妨义缺，谁负刚肠”，四句扇对，笔力精锐。光有三光，月为五岳。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与此文旨意相通。安史乱起，降叛者众，其情痛极。然有张许，堂堂正气，令人振奋。
“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二公，血战睢阳，至死不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张巡每次与叛军交手大呼骂贼，眦裂血面，嚼齿皆碎，奈独木难撑，被攻陷城池，当面痛骂叛军，叛军用刀抉其口。许远是位宽厚长者，貌如其心。最终两人从容就义。张许性格不同而同一节义，仅此两句，该画简练有力。“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肉躯虽死，但精神长存。语意高迈积极，突出张许取义成仁精神。“香”字下得亦好，表达出天祥对二公无限钦仰之情。“后来者，无二公之操，”后来者三字，遂将词情从唐代一笔带至今日，用笔颇为裕如。当宋亡之际，叛国投降者不胜枚举，上自“妨妾佥名谢太清”之谢后，下至贾余庆之流。故天祥感慨深沉如此。“二公之操，百炼之钢”，对仗歇拍，笔力精健。
“人生翕炎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紧承上意，更以绝大议论，衬出儒家人生哲学，和起笔相辉映。翕炎欠意为短促。人生匆匆，转眼即逝，更应当轰轰烈烈做一场为国为民之事业！《易。乾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重生命而不重死，尤重精神生命之自强不息，生生无已。文氏在其文中也多有此意，如《御试策一道》云：“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乃归之不息则久。”在《题戴行可进学篇》云：“君子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抒发自强不息之精神。“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假使当时张许二公贪生怕死，卖国降虏，将受人唾骂，遗臭万年，焉能流芳百世？《孟子。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天祥在此段中对张许二公之赞许正如此意。
“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双庙庙貌幽邃深沉，二公塑像仪容庄严典雅，栩栩如生。又当夕阳西下，寒鸦在枯木间哀婉啼哭。枯木寒鸦夕阳，意味着无限流逝之时间。让世人油然而生人生易老之哀感。天祥却以之写出精神生命之不朽。枯木虽枯，夕阳将夕，自然物象之易衰易变，却可反衬出古庙之依然不改，仪容之栩栩如生，可见世事自有公道，忠妨孝子虽死犹荣。文氏此词重在议论但情寓于景，反衬主题，词情便觉神致超逸，真神来之笔也。“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而对浩然之二公，如有奸雄路过双庙，当愧然自省。结笔寓意深刻，盼横流巨恶，良知应未完全泯灭，有可悟之时。但亦可见其对当时滔滔者天下皆是卖国贼痛愤之巨。
这首词在艺术上也达到很高境界。全词以议论立意，同抒情结体，既有具体形象之美，又有抽象之美。在抒情中蕴含从容娴雅和刚健之美。文中多用对句，句句整齐，笔笔精锐。情景交融，融景入情，极为优美。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评价得那样：“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复、公谨诸公之上。”其论甚为公允。
诗首联就对，突破律诗常格，是学杜甫《登高》一类诗的痕迹。首句平平而起，感慨年华犹如逝水，笔势很坦荡。次句提出问题，指出朋友中这么多人，有谁能够建功立业图形凌烟阁呢？问得很自然，稍见有一丝不平之气透出，但不是剑拔弩张式的直露刻薄语。诗虽然用对偶，因为用的是流水对，语气直贯，既均齐又不呆板，这样作对是黄庭坚的拿手好戏。
“春风春雨”二句是名联，在对偶上又改用当句对，语句跳荡轻快。在诗意上，由上联半世交亲，几人得遂功名的感慨而联想到朋友间聚散无端，相会无期。在表现上只是具体说春天到来，满眼春雨春花，怅望江北江南，春水生波，浪花拍天。诗全用景语，无一字涉情，但自然令人感到兴象高妙，情深无边。黄庭坚诗很喜欢故作奇语，像这样清通秀丽、融情入景的语句不很多，看似自然，实际上费尽炉锤而复归于自然，代表了江西诗派熔词铸句的最高成就。
五、六句转入议论，以虚词领句，以作转折。诗说自己要解下官印，寻求人生的真谛，想来对方这样的金石交，一定会忘掉年龄的差异，共同研道。这两句得赠答诗正体，一方面表示自己对苏辙的人品仰慕，并恰到好处地进行颂扬，一方面又表明自己的心意志向。因为诗中加入了自己，便不显得空洞，不单是应酬，这样写就使被赠者觉得自然，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末二句又转笔，说自己与苏辙都在怀念自己的兄长，但欲归不得，空自惆怅，时光飞度，日月催人，二人都是满头白发了。黄庭坚与哥哥元明、苏辙与哥哥苏轼，兄弟间感情都很好，诗所以作双收，把共同的感情铸合在一起。诗又通过《诗经》典，写兄弟之情，与题目所说自己是和哥哥原韵相结合。这样收，含蓄不露，又具有独特性，所以方东树称赞说：“收别有情事，亲切。”
黄庭坚喜欢步韵以显露才气，同一韵，他往往赓和四五次之多。他曾经自夸说：“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入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在黄庭坚诗集中，次韵诗占了很大比例，如《戏呈孔毅夫》诗，用的是书、珠等窄韵，叠和了多首，都自然而富有变化，很见工力。但也有不少诗片面追求新巧，卖弄才气，成为后世口实。这首《次元明韵寄子由》是他叠韵诗中的佳篇，全诗四句，都用同一韵，虽是和作，但丝毫不见局促，为人称道。
其次，黄庭坚这首诗中间两联，一写景，一议论，写景时流丽绵密，议论时疏朗有致，轻重虚实，对比分明，一直被人当作律诗的样板。
这首词上片写词人把白鹭招来，郑重其事地告诉它：溪里的鱼儿悠然自得，供人游赏，令人愉悦。我爱惜你白鹭，你白鹭也应爱惜游鱼，不要去吃它们，要欣然相处。表达了对游鱼的爱怜，抒发词人对自由自在生活的热爱。下片写词人对“虾”“鳅”之类的厌恶。全篇运用拟人化手法，通过与白鹭的对话，对鱼儿和虾鳅不同态度的对比，表现出词人爱憎分明的态度。
起句直呼溪边食鱼儿的白鹭，要它前来听自己的劝告。以下词人的劝告说服，藏有数个曲折。他先动之以情，说溪中的鱼儿已经寥寥可数了；再晓之以理，要它体谅主人的心意，推己及人，与溪中的鱼儿泯去物我，浑然相处。这种物我的浑然一处，正是词人在隐居生活中感悟到的理想生存境界。但是，他虽然强调物我浑然，却并没有泯灭美丑与善恶，不然，物我浑然就变成了和稀泥的庸夫哲学。下片他接着劝告白鹭，但在情意上有所转折：他由眼前溪边而想到远浦别渚，由清美的鱼儿想到泥沙中无数舞动的虾鳅，诱导白鹭去那里饱食美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想象饱食归来的白鹭形象时，简直把它设想成了一个头上白羽飘飘的斗士，这充分反映了他对“虾鳅”的厌恶。这样的表达方式，使词中的鱼儿和虾鳅成了善类和恶类的象征。而他爱恨分明、疾恶如仇的样子，也很像写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杜甫。这使得此词虽似随兴写成，但却有一定的寓意。
这是一篇对白鹭的箴言，其中抒写了词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一腔无可诉说的幽愤，颇有深意。上片以祈使句作开场白，以下便是对白鹭的谆谆教诲：先指出“鱼儿堪数”的现实，然后提出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词人以命令而强迫的语气说：“要物我、欣然一处”，既是他倔强不屈性格的表现，又是他无力抗争、姑且如此的想法的流露。下片意境拓宽，指出寄情自然的志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因而末两句看似放达，实则辛酸，满含一腔孤愤。词人表现出一副麻木不仁、超然世外的模样，对世事根本不理不睬，无知无觉，其实是理想破灭后，对现实彻底绝望后的心志灰冷。这种情感在词中表达得深沉蕴藉。
这首词构思荒诞，但其中藏有天真的生活趣味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在结构上，以人劝鸟构筑全篇的基本骨架，形式上虽打破了词上下片分段的常态结构，但上下片在意思上实有所转折。全词语言通俗，口语化，毫不雕饰，一改辛词中大量用典之风。通篇运用拟人手法，读来大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