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颖上人。他年轻的时候,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贤明、有才干。管仲家贫,经常占鲍叔的便宜,但鲍叔始终很好地对待他,不因为这些事而有什么怨言。不久,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立为齐桓公以后,桓公让鲁国杀了公子纠,管仲被囚禁。于是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在齐国执政,桓公凭借着管仲而称霸,并以霸主的身份,多次会合诸候,使天下归正于一,这都是管仲的智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时,曾经和鲍叔一起做生意,分财利时自己总是多要一些,鲍叔并不认为我贪财,而是知道我家里贫穷。我曾经替鲍叔谋划事情,反而使他更加困顿不堪,陷于窘境,鲍叔不认为我愚笨,他知道时运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我曾经多次做官多次都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不成器,他知道我没遇上好时机。我曾经多次打仗多次逃跑。鲍叔不认为我胆小,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需要赡养。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之殉难,我被囚禁遭受屈辱,鲍叔不认为我没有廉耻,知道我不因小的过失而感到羞愧,却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而感到耻辱。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啊。”鲍叔推荐了管仲以后,情愿把自身置于管仲之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享有俸禄,得到封地的有十几代,多数是著名的大夫。因此,天下的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干,反而赞美鲍叔能够识别人才。
管仲在齐国执政为相之后,凭借小小的齐国滨临大海的地理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与普通人同好同恶。所以他的著作中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君王的享用有一定制度,六亲就紧紧依附;礼、义、廉,耻的伦理不大加宣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政令就好像流水的源头,要能顺乎民心。”所以他的政令浅显而易于推行,一般人所向往的,就因势而给予;一般人所不赞成的,就顺应而革除。
管仲掌理政事,善于转祸为福,转败为功。十分注意事情的轻重缓急,谨慎地权衡利害得失。桓公实在是恼恨小妻蔡姬,就南去袭击蔡国,管仲则趁机讨伐楚国,谴责不向周王室进贡包茅。桓公实际上是北征山戎,管仲却趁机让燕国实行召公的善政。齐、鲁两国在柯地盟会的时候,桓公打算背弃同曹沫所签订的归还鲁地的盟约,管仲却坚持归还,让鲁国信重齐国,天下诸侯也因此而归附于齐。所以说“懂得给予是为了有所获取,这是治理政事的法宝。”
管仲的富足可以同诸侯王室相比,有三归,有反坫,齐国人并不因此而认为他奢侈。管仲死了以后,齐国遵循他的政教,常常强霸于诸侯之中。以后一百多年又出了一个晏子。
注释
管仲(前723~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的政治家,颍上(颍水之滨)人。
颍:颍河,发源于河南,流入安徽。
游:交往欺:这里是钱物不平均分而多占的意思。
事:侍奉。
小白:齐襄公的弟弟,姓姜,名小白。公元前685年,齐襄公被杀,他与他的另一个兄弟公子纠争夺君位。公子纠被杀,公子小白即位为齐桓公。
囚:被拘禁。
进:荐进,推举。
九:古汉语中“三”和“九”往往指多,非实指。下文中的“三仕而三见逐”中的“三”也指“多次”。
匡:纠正,扶正。
贾:做生意,经商。
穷困:困厄,窘迫。
不肖:不贤,无能。
遭:遇。
走:跑。
召忽:当初与管仲都是公子纠的手下。
以:因为。
多:称赞。
这首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读。表层的,亦即文本的层面,可以说是写怀念朋友、亦即词中所说的“此人”。“去年今夜。同醉月明花树下”,去年的这个时候,在一个月明之夜的花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又幽静的环境。当时作者和友人都喝醉了,其情也是非常动人的。按照宋时的习惯,有酒宴,就一定有歌妓侍宴。大的背景是月下、花前,如此幽静。而具体到酒宴上,却又是红烛光摇,翠袖持觞。正如晏几道在他的《鹧鸪天》中说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那又是何等的旖旎。将灯红酒绿,轻歌妙舞,置于如此清丽幽雅的环境之下,真个可谓是人间天上,无怪他们都要喝醉了。接下来却是一跌:“此夜江边。月暗长堤柳暗船”。这个落差极大。今夜作者却独自在江边,月亮是昏暗的,所以照见长堤也是这般的昏暗。昏暗的长堤,可谓全无生气,别说歌筵酒宴,竟是连一个送行的朋友也没有。而船在这柳阴之下,更显出没一丝生气。因为船既是“暗”的,说明船中连孤灯也没有一盏。
下片由自己的无聊,转向了他所思念的朋友:“此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此人在哪里呢。说明他们之间,连信息也没有通过。这就更加令人挂念了。他不说自己思此人之愁,而偏说是此人“带我离愁”而去的,则虽不知此人现在何处,但作者的愁却是长伴着他的,他在什么地方,作者的愁也在什么地方。“江外去”,是虽不知处,但不是在长江之边,却是可以肯定的了。最后想结一个光明的尾巴:“来岁花前”,希望未来的岁月,像过去那样,能再次的醉倒在花前月下,只是恐怕“又是今年忆昔年”终是没有信心。
吕本中的词,不像他的诗,现实感很强,贫富对立的社会矛盾在他的诗集中,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表现得更为深刻。而在词中,则多写风花雪月,离思别情。这自然是与词作为“艳科”所决定的。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战士血管里流的总是血,作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写的词也会流露出他的这一遗恨。
南宋的形势,大抵是战战和和,所以也有“月明花下”之时,这时主战派自是“同醉’的,因为形势喜人。然而多数的情况,却是“月暗长堤柳暗船”,正因为如此,所以主战派的人多数都被贬谪以去了,这就是“此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的写照。而国势看来是无可恢复的,所以他不得哀叹;“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昔年”。这就是深层次的解读。正如在《宋史·吕本中传》的最后一段“论”所说:“传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绍兴之世,吕颐浩、秦桧在相位,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志,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若常同……吕本中,其才猷皆可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议论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另外,将三种不同时空意象叠映,借以烘托出别情之深切是此词突出的艺术特点。上片犹如两个蒙太奇镜头,对比中生出无限悲愁。同是月夜,去年月明花香,人聚同醉;今年却是月暗柳昏,人别船离。过片直写离别。结句写“来岁”思念,妙在“来岁”又包含“今年忆去年”之聚散忧乐。在时间的三维(过去、现在、未来)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事态情思,而又相融相生,用笔极简练而情思极丰富。
词中吟咏的油灯结花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古来题咏灯花的作品也层出不穷,但张林的这首词却能不落俗套,新颖别致,读来饶有情味。
上片刻画灯花,连用五个比喻,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灯花在不断变化中呈现出的千种姿态、万种风情。
“白玉枝头,忽看蓓蕾,金粟珠垂。”白玉枝,指白色的灯芯草。前两句说,灯蕊在不经意间结花,它最初如花蕾般含苞待放。“金粟”,桂花的别名,这里形容灯花。韩愈《咏灯花同侯十一》云:“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此种比喻在灯花描写上用得是最为普遍,本词是以它来描摹灯花初结成时的形状。下面三句,句句比喻,形容灯花的三种不同景象。“半颗安榴,一枝杏,五色蔷薇”。安榴,即石榴。石榴来自西域的安国,由张骞出使时带回,故又名安石榴。灯花越结越老,形状不断变化,它先是碎小如桂花,继而大如绣球般的石榴,再变成鲜艳浓的杏花,最后变得如蔷薇花般色彩绚烂斑驳。“半颗”、“一枝”、“五色”,这三个数量词,从小到大,依次递增,既写出了灯花的变化过程,将其各种姿态刻画地生动形象。
上片可说是用实笔摹绘灯花由初绽到盛开的过程,下片则是以虚笔来称赞灯花之美,简直可称巧夺天工。
“半须羯鼓声催。银釭里、春工四时。”羯鼓,用唐南卓《羯鼓录》记载的唐玄宗敲击羯鼓,催开含苞欲放的柳杏的典故。唐玄宗此举在于夸耀人工能巧夺造化,而本词则反其意而用之。银灯(釭即银灯)。里点燃的灯芯草会结花,它并不需要人工的催唤,好像其中自有造化的四时功能。作者从另一方面赞美灯花的富于变化,似有造化之功。“却笑灯蛾,学他蝴蝶,照影频飞”。灯蛾扑火,与蝴蝶灯花,两者本来并不相干,但灯草既成灯花因而兼具两者的特点。作者有意将它们联系起来,并主要侧重蝴蝶戏花的方面。因此,运笔就将蝴蝶戏花加以此附。灯花既然是花,就应是蝴蝶戏嬉之物。有趣的是,灯蛾竟然学起蝴蝶来,不断地在灯花周围蹁跹飞舞,作者运笔俏皮,貌似揶揄灯蛾,却灵巧传神地赞美了灯花的丽若群芒。
这首词运用博喻手法,写得奇巧生动,俏皮有趣。虽无深情远意,但较之其他咏物词讲穷比兴寄托、笔致幽深、多愁善感的格调来,可算是别具一格,清新隽秀。
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