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叹》，其实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全唐诗》中这样介绍他：“王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甚敬之，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王季友在贫困孤苦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离弃他的柳氏后来又回到他身边。这样跌宕起落的人生，使杜甫大为感叹。《可叹》一诗中，对王季友的故事作了生动描述。
此诗用典、化典颇多，开篇三联便接连用典，但在用典的同时也叙述了古人的精神品质，并将其延伸到自己身上，可谓一妙手。
“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一联有对景致的描写，但又不全然是景物，更透露着诗人的感情。下一联直白的表达了诗人自己想要建功立业的想法，但与“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一联同看起来便少了功利多了报国的衷心。
“西来”句至“卖畚”句三联在表明了诗人此行的目的与胸中所怀的大志向的同时，又再一次提及景物将作者实际上想要归隐的感情含蓄的穿插其间。
诗人在最后一联展望未来，又一次表达了自己归隐的愿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人爱用李白的话评价李白的诗，是很有见识的。
这首诗非常形象的表现了李白的性格：一方面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一方面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后，又流露出伤感之情。
在这首诗里，他演绎庄子的乐生哲学，表示对富贵的藐视。而在自然中，实则深含怀才不遇之情。全诗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白“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愤激情绪。
诚然，李白即兴赋诗，出口成章，显得毫不费力。他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天真自然，全无矫饰，而自有一种不期然而然之妙。正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功夫是极不易学到的。这首《留别王司马嵩》就体现了李白这种自然高妙的诗风。
这首诗通过一对灾民夫妇推小车流浪情景，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悲惨的明末流民图，表现诗人对灾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这首诗采用新题乐府形式，以白描手法真实而简练地刻画了一对灾民夫妇形象，悲切凄惨，哀哀动人。
这首诗是作者导演的一幕饥民流离剧：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向前台，已是薄暮时分，远远望去，从黄尘纷扬的路上，出现了杂沓而来的独轮车。全台静默，只听见车轮辘辘之音由远而近，终于有一辆来到了前台——分明是一对疲惫不堪的夫妇，女的在前拉扶车把，男的在后勉力推行，车上大抵是些锅盆、铺盖之类，自然还有几个面呈菜色的小儿女，这就是开篇三句展现的景象。“班班”叙小车之多，可知流离者非止一家。向“晚”而“黄尘”未歇，正是久旱不雨所造成的。寥寥几句，展示饥民流亡景象，宛然如在目前。
接着三句，可以视为这对夫妇的凄惶唱叹。“出门茫然何所之？”咏叹当日离家情状：瞻念前路，旱情茫茫，离家出走，又能逃往何处。“青青者榆挽吾饥”，叹息夙行夜宿，沿途竟无粒米进肚，只能采食榆叶充饥。榆叶椭圆而小，故能抵御久早。“愿得乐土共哺糜”，则暗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诗经·魏风·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之语，讥刺统治者“重敛”，害得百姓纷纷逃亡，欲寻找一片“乐土”安居；二是汉乐府《东门行》，叙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铤而走险，妻子啼哭牵衣劝阻，有“他家但愿富贵，贱妻与君共哺糜”之语。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句，含蓄地指明：饥民之流离，岂止旱灾所致，更有统治者横征暴敛之故。若非如此，则家存蓄积，又何惧眼前之旱。而这对夫妇所企望的“乐土”，又不过是求得一点薄粥（糜）糊口而已，可见愿望之低微。
随着出现的，是一个“喜剧”式场景：“风吹黄蒿，望见坦堵，中有主人当饲汝。”蒿而称“黄”自然也干枯了，不过，它们大约长得较高，一度挡住了视线，恰好一阵晚风吹来，终于让这对夫妇“望见”，前方竟有一带院墙。此句一本作“风吹黄蒿见坦堵”，施蛰存先生以为“有一‘望’字较佳”，大约带有无意中望见的惊喜意味，更觉传神。
“中有主人当饲汝”，便是“望见坦堵”后的微妙对白：既是院墙，想必是村巷、人家。虽然他们也未必宽裕，但给口稀汤喂你，大约总不是奢望吧。一个“汝”字点明，说话者当是在前的妇人，而且从慈母心理上说，这“汝”亦应指车上颠簸已久、饥肠辘辘的小孩而言。全诗至此似乎透出了一线光亮，连那台上的“灯光”，也仿佛柔和了起来。
“叩门无人室无釜”，则是整个剧情的转折。只是在舞台上，应该伴有一连串动作：先是夫妇奔到垣前，然后是怯生生地逐家“叩门”，但毫无反应；随手一推，门竞没有上栓，“吱呀”一声推开，夫妇俩踏进门槛左顾右盼，最后相顾愕然：偌大一个村巷，竟然空无一人。不仅空无一人，就连一个举炊做饭的釜锅也不存——显然他们也因绝粮，而家家户户逃亡了。这结局是出乎意料的，却又意味深长。走到哪里，都是村巷空空，可见“饥民流离”状况很普遍。
幕布是在这对夫妇“踯躅空巷泪如雨”中落下的——他们携儿带女，从“黄尘”中挣扎而来；在“望见坦堵”的时刻，也曾萌发过一线希望；而今希望全已破灭，还能到哪里。村巷空寂无声，暮色中惟闻这对可怜夫妇的呜呜涕泣之音；作为回应的，只有那身处黄蒿中小儿女的惊惶呼唤。
这首诗，采用的是乐府民歌式的叙事体，这类叙事之作，大多篇制短小，结构却别具匠心，往往大刀阔斧删去背景，甚至也不交待来龙去脉，只截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断或一幕场景，以传神的人物对话和细节刻画，表现惊心动魄的社会现实。
《小车行》是陈子龙自作的“新乐府”，从精神到手法，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但于继承之中，又有创新：在表现一对夫妇的流离情状时，还注意勾勒“班班”众车的背景和氛围，这就起到了以一概百、以少见众的效果；在简略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景物描写和情节转折，便在短制中翻出了波澜；最后以“踯躅空巷泪如雨”收结，留不尽凄怆于诗外，又带有抒情诗的意味。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