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惜誓》一诗,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在诗中,作者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
关于《惜誓》的意思,王逸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背之也。”认为是贾谊代屈原抒情和叙事。此篇和《吊屈原赋》一样,揭露了世俗之幽昏,黑白之颠倒,强调神德之人,应当远浊世而自藏,不要受制于小人,徒伤身而无功。
《惜誓》一诗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以生命为中心、神游太空、神游昆仑、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全篇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来到未央宫殿的遗址,登上那高大的土台基,思接千载,自然想到了这座宏伟宫殿的营造者,那些辅佐汉高祖刘邦创建大汉帝国江山的开国元勋们,尤其是被刘邦称为“人杰”的张良、萧何、韩信,即世称之为“三杰”者。此三人,或“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让不绝于粮道”,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为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被封公封侯。反思自己,宦途坎坷,如今“白发满头新”([中吕]《喜春来》)而壮志未酬;张良和韩信,为刘邦开创天下,尽心竭力,建立殊勋,然而当刘邦坐稳皇帝之后,前者被迫急流勇退,后者被杀害于长乐宫钟室之中。想到自己“中年才过便休官”([双调]《水仙子》),又曾因上疏谏内廷元夕张灯事被迫弃官归去,如今虽接受朝廷任命,在关中救灾,但以后的情况又会如何,追忆历史,凭吊古人,想及现实,感念自身,让他“见遗基,怎不伤悲”,写得言真理至,水到渠成,深沉而自然。
下面“山河犹带英雄气,试上最高处闲坐地”二句,应颠倒一下先后次序去理解。作者登上未央宫遗址那高大的土台基之上,举目四望,心胸顿时为之开扩,刚才那种略带伤感的意绪倏然逝去。关中真乃帝王之乡,金城千里,三杰的英名和事业,好象使壮美的山河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向东望去,美丽的山川如在图画之中,向西望去,美丽的山川也如在图画当中,祖国的美丽山河,使诗人心中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这里,作者仰慕三杰的英气长存,为河山生色,也就是仰慕三个人物的壮志与功业,这种仰慕之中自然也就透露出作者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结合作者在关中救灾时的勤政爱民诸事来看,这样的理解就更有根据了。
这支怀古曲由缅怀历史人物写起,缘事抒情,感情的旋律始抑终扬,先含蓄后明快,起伏跌宕,韵味悠长。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赞扬了古人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做学问的艰难。说明只有少年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竭尽全力地打好扎实基础,将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诗人从古人做学问入手娓娓道来,其中“无遗力”三个字,形容古人做学问勤奋用功、孜孜不倦的程度,既生动又形象。诗人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趁着年少精力旺盛,抓住美好时光奋力拼搏,莫让青春年华付诸东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了做学问的功夫要下在哪里的重要性。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做学知识,固然很重要,但仅此还不够,因为那只是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不能纸上谈兵,要“亲身躬行”。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书本知识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能否符合此时此地的情况,还有待实践去检验。只有经过亲身实践,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变成自己的实际本领。诗人从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着笔,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凸显其真知灼见。“要躬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习过程中要“躬行”,力求做到“口到、手到、心到”,二是获取知识后还要“躬行”,通过亲身实践化为己有,转为己用。诗人的意图非常明显,旨在激励儿子不要片面满足于书本知识,而应在实践中夯实和进一步获得升华。
这是一首教子诗,诗人在书本与实践的关系上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间接经验是人们从书本中汲取营养,学习前人的知识和技巧的途径。直接经验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的认识,是获取知识更加重要的途径。只有通过“躬行”,把书本知识变成实际知识,才能发挥所学知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本诗通过写陆游对儿子子聿的教育,告诉读者做学问要有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神。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精神的人,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