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
陆游作品里多次提及华山，应是因为“华山天下险”，令人神往。《好事近》便是一篇神游之作，与其屡屡表现的家国之思不同的是，这篇词作表达了为民谋福的愿望。
上片写词人幻想的登山情形。“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莲”的意象常见于佛教文化，与后文提及的“禅龛楖栗”相映成趣。前两句道明词人登莲花峰的时间是在秋天的早晨，而“倚天青壁”则形象地勾勒出莲花峰高耸入云、苍青一色的神韵，开阔了词文的意境，映照出词人旷达的胸襟。“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此词中另一主角在此登场，即被词人称作伴侣的“天坛轻策”。“天坛”，在传说中是天神聚会之所，可见词人不仅仅是神游，更有神话色彩。在词人看来，取自“天坛”、由轻藤制成的拐杖，蕴涵着无穷神力，成为词人神游时的至宝。雕鞍尚配宝马，这拐杖既是神物，其拥有者的形象也被幻化得似人又似神，但词人的想象力远不止此。
下片是词人由拐杖而生发的更加离奇的浪漫幻想。“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两句化用晋人葛洪《神仙传》中关于费长房的典故。在这里，词人将“天坛轻策”化而为龙，去施云布雨。“铿然”二字尤言巨响声中，“天坛轻策”化而为龙，为这一转化增添了神话色彩，同时也渲染了气氛——顷刻间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造就出神龙天降的应有条件。尤其“四山黑”三字，既是说阴云低垂，遮光蔽日般笼罩，同时也烘托出神龙出现时的神秘情境。“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楖栗”紧承前两句，写千里沃野受到神龙布雨的润泽后，辛勤一年的农民终于获得了丰收，“谈笑”二字言其轻巧简单；相较于此，“禅龛楖栗”终日陪伴着僧众们诵经念佛，却是百无一用。这两句是词人对佛家、僧人的嘲笑，倘与词人生平志愿相联系，说他在暗讽朝廷偏安江左，不图恢复，也不为过。
整篇词从头至尾以情景相互交替的手法写出，但是在细读之后又可以发现景语之中有情语，情语之中含景语，情景相生相系。全词的风格浪漫恣肆，将万丈的豪情和高远的景象紧密结合，绘制了一幅激情品扬的图景。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这首诗写思妇渴望与久别丈夫相聚首的无限相思之情。
思妇面对百花盛开的撩人春色，面对春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景象，触景生情。“花开不同酵步翻赏”，而花无百日红，其花易衰，其色易逝，花开花落，最惹思妇青春易逝之哀怨，自然令人不胜低回与哀婉，自然使思妇联想到青春易逝，丈夫不在身边，辜负了青春年华，这让她怎能不思念远别的丈夫(或恋人)，也就自然而然倾述出心中既怨又慕的伤春情怀。
花开“同赏”，花落“同悲”，这是思妇与丈夫(恋人、情人)共同追求和向往的最理想的情爱境界。然而，事与愿违，却花开不能“同赏”，花落也不能“同悲”，这恐怕是夫妻之间的情爱的不幸与悲怆。有哪一对情人不希望“比翼双飞”，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朝夕相处，欢乐与共呢?即使在生活的长河里，碰见点风雨，有哪一对真正的情侣不能同舟共济呢？
在共渡难关中的“同悲”，又何尝不是含有苦涩的爱的甜蜜呢？何况“苦中甜”，即诗中说的爱情生活中的“同悲”，这要比“同赏”更有其深刻的内涵。“同赏”与“同悲”共同构成人生旅途中相知相爱、休戚相关、相濡以沫、相互依恋，这恐怕才是诗人在这首诗里要讲的爱情真谛！这恐怕是这首诗中所说的不能“同赏”，又不能“同悲”的巨大失望的惆怅和无限哀怨的幽恨所在！所以，郭炜《古今女诗选》称此诗：“不同悲胜不同赏’多多。”赵世杰《古今女史》说此诗：离恨绵绵。
显然，诗中暗寓的是作者自己的遭际与感受。孤鸿是自喻，而双翠鸟则指在朝中窃据高位的李林甫、牛仙客之流。全诗以孤鸿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政治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高逸的情怀。
全诗共十句，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借孤鸿所见，描写双翠鸟盛气凌人、得意忘形的神态；前两句很耐人寻味，经历过大海上的惊涛骇浪的孤鸿，对对一条小小的护城河却不敢顾，说明人世（特别是朝廷）的险恶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险恶。而在这孤鸿“不敢顾”的地方有一双小小的翡翠鸟却竟在珍贵的三珠树上营巢，高高在上，气势熏天。“侧见”有两重意义，一是说明翡翠鸟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令人侧目而视；二是说纵然翡翠鸟悲气焰嚣张，但孤鸿对之却不屑正视，由此，也就引发出第二层，即第五句以下的六句。前两句从翡翠鸟骄横情态，想到它们会招致的后果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反问。翡翠鸟站立在珍木之颠，窃据高位，飞扬跋扈，难道就不怕别人难以容忍吗？不怕从背后打来的致命的金弹吗？接着平静地指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物极必反，地位与权势在官场中愈显赫，也就愈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覆灭的日子也就愈近。正因如此，诗中这只孤独的鸿雁，并不艳慕翠鸟一时的荣耀，也不怨恨自己的一时失意，这就引发了最后两句，孤鸿自己决心高举苍冥，翱翔云中，让那些“弋者”的欲望无法得逞。这里所暗寓的是诗人不羡慕荣贵，澹泊名利和决意隐退的情怀，同时也进一步衬托出了翠鸟多代表的小人们狭隘、浅薄的品行。第二层写出了孤鸿的感受。
在描写中，作者始终注意从对比的角度去表现孤鸿与翠鸟的境况。孤雁之于翠鸟，一独一双，一大一小，一质朴一华艳，一方来自浩瀚大海，一方守者小小池潢。然而，小巧的翠鸟却是高高在上，统领要地。“三珠树”，是神仙世界的珍木，它们“巢居”于上，可谓显贵之至。与此相反，硕大的鸿雁对双翠鸟只能“侧见”，甚至“不敢顾”那暗指朝廷的“池潢”，可知其处境的低微与险恶，更反衬出了翠鸟们不可一世的气焰。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此诗本是借自然界的禽鸟寄寓作者的境遇与感慨，但由于作品巧妙地选用了鸿雁与翠鸟的形象、成功地写出了它们的特点，使得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寓意本身，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