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这首小令充满深情与怨恨，表现了珠帘秀对卢挚的一往情深。曲中作者一方面对卢挚的临行赠曲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倾吐了自己做歌女的悲愤。整个小令将离别时强烈的情感起伏，表现得一波三折，真切感人。
“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这首词明写春景，暗抒离情。上片写眼前景色。水流歌断，春风又暮，从而引起往事的怀念。下片写梦境。碧水黄沙，梅花无数，而月随人去，花自无语。全词抒情委婉，含蓄蕴藉，幽美清雅，饶有韵致。
上片首句以一个“清”字为全词感情上定下了幽清的基调。“水流歌断春风暮”，这句是说那流水般的一曲清歌，春风吹拂的暮霭中结束了。“春风暮”，景语，一字一景，词中以下诸景，皆缘此三字而来；这里也同时点出了这首词的特定节候，这正是一个怀人的季节，怀人的天气，怀人的时刻。“水流”，字面上自然是写“清歌”的缠绵婉转，由此，作者的笔触转入怀人。
作者写怀人，非用泛泛之笔，而是借助于一个梦境，把怀人念远的思想情绪写得深刻入微。“梦云烟树，依约江南路”以及下片的“碧水黄沙”云云，皆是梦境，用笔上又极见层次。“梦云”、“依约”两句是入梦之境。“云”，是“梦云”，“树”是“树”是“烟树”，“江南路”是“依约”（由“云”而“树”而“路”，由飘忽而实，梦中寻找知音的足迹甚明。
下片写梦中寻觅和对月怀人。“碧水黄沙”，紧承上片结句之意，进一步写对知音的寻觅。如果说上片“依约江南路”是朦胧中辨认知音去路的话，那么，“碧水黄沙”所表现的则是到处寻觅，水中陆上，无所不至，大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工夫了，且四字属对工稳，色彩鲜明，为本词的唯一亮色，这正是作者用笔变幻处。“梦到寻梅处”是穷尽“碧水黄沙”辗转寻找的结果，笔法由面到点，然后由“寻梅处”引出“花无数”，再由花而人，向花打听知音之所。
这几句，用笔如剥茭，一步一层，层层转深，转愈深而情愈切，及至问花无语，寻觅无着，顿挫之下，不禁怅然若失，愁绪茫茫，不知所之，转见明月，也好像已随那人运去，而失去了它那固有的光辉。“明月随人去”一句所展示的空间既大且空，读之令人如置身于一个广漠而暗淡的世界，进而想到作者于此所寄寓的感情必然是悲凉而空虚的。此时的作者，是醒是梦，已难分难辨之际，这真是以景传情的神来之笔。
从词的内容来看，这是写重阳节到来，诗人又深切地怀念起往日的情人来了，他彷徨不安，踌躇难耐，遂赋此以排遣孤寂无聊的幽情。值得注意的是词全从对方落笔，这就加倍地表现出他那强烈而深挚的怀念之情。
这首词上片写室外秋景及心境：拒霜花开，斜燕南飞，而征人消息杳然，无人传递，倍感秋色凄凉。此处秋景其实清爽：拒红霜，晴空碧，雁斜飞，并无黯淡之状。元代白珽《西湖赋》云：“秋荣不淡，拒霜已红。”然而木芙蓉性颇耐寒，且能“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苏轼《和陈述古拒霜花》），虽时至晚秋而红艳如故。唐李群玉《九日》诗云：“半岭残阳衔树落，一行斜雁向人来。”黄昏残阳，斜雁向人，色彩昏暗，氛围悲凉；而此处则是碧空如洗，天阔气清，斜雁南飞，氛围开朗。思妇眼中之秋景乃“有我之境”：或许征人有约中秋返家团聚，此时拒霜已开，不见人归，虽花红而难令伊人心暖；常言鸿雁传书，如今雁群斜飞未传征人消息，虽天碧亦是伤心碧，只能令伊人心伤。因此，凄凉的并非秋色，实乃思妇心境。
下片写室内情形及愁绪：帘幕低垂，因以银蒜相压而纹丝不动，伊人寂寞难熬，只能以玉钗敲竹派遣烦愁。敲竹的细节刻画乃词人独创，此处伊人以玉钗敲竹，其声极不堪，其情更愁惨，确是奇绝之笔。结局写菊花盛开，时近重阳，征人归期乃“信茫茫”，既与首句意象呼应，又启人联想：伊人独守闺房，心境凄凉，愁思如缕，已是“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九日》）全词景情俱到，亦情亦景，交织浑融，读起来凄凉孤苦，使人惆怅不欢。
这首词在意象使用上主要采用了渲染法，尤其是对“秋”的渲染。不知何时，思念的人在远方传来消息说秋天会回到她的身边，于是秋就超出本身作为季节的含义，成为了相见的时间，成为期盼的季节。这词中首先是“拒霜”花开，然后“两行秋雁”，后更直接说“晚秋风景”、“黄花开”以及“近重阳”，这些都在刻意点染季节。可以说这首词是通过渲染秋来突出愁，要表达的正是期待落空的愁思。
除用渲染法表达情感外，词中还恰如其分地运用了点染法，对“闲”进行了很好的点染。下片三句中人寂寞凄凉，万事无心，百无聊赖，无尽空虚，尤其是“玉钗敲烛”一句，表现的何等空虚。词中通过渲染和点染的结合，表现出客观世界的“秋”以及浅层内心世界的“闲”，从而将深层次的“凄凉”表达出来。
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