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
《暗香》、《疏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咏物词,曾被誉为姜夔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关于这两首词的题旨,过去有许多说法,但都难以指实。实际上,这两首词只不过是借物咏怀、即景言情的抒情诗,写的是作者所见所感,寄寓个人身世飘零和昔盛今衰的慨叹。 古代咏梅的诗词很多。但是,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说:“诗之赋梅,唯和靖(林逋)一联(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而已,世非无诗,无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唯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张炎对林逋的《山园小梅》和姜夔《暗香》、《疏影》的评价是很高的。姜夔这两首词并不一定有什么重大社会价值,但它却能从现实的官感中引起诗兴,摘林逋著名诗句为词牌名,适当地提炼和化用某些与梅花有关的典故,并由此生发开去,立意超拔,另创新机,构思绵密,错综回环。而且能自度新曲,叮当成韵,铸词造句,意到语工,丽而不淫,雅而不涩,在艺术上确有独到之处。对这两首词扬之太高固然不当,抑之太下,恐亦非是。
《暗香》一词,以梅花为线索,通过回忆对比,抒写作者今昔之变和盛衰之感。全词可分为六层。上片,开篇至“不管清寒与攀摘”五句为第一层,从月下梅边吹笛引起对往事的回忆。那时,作者同美人在一起,折梅相赠,赋诗言情,境界何等幽雅,生活何等美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何逊而今渐老”两句,笔锋陡转,境界突变,作者年华已逝,诗情锐减,面对红梅,再雉有当年那种春风得意的词笔了。正如作者所说:“才因老尽,秀句君休觅”(《蓦山溪》)。与上五句相比,境界何等衰飒。这是第二层。从“但怪得”至上片结尾为第三层。这两句点题,写花木无知,多情依旧,把清冷的幽香照例送入词人的室内,浸透着周围的一切, 尽管你“忘却春风词笔”,却仍免不了撩起深长的情思,引起词人的诗兴。下片承此申写身世之感。从“江国”到“红萼无言耿相忆”是第四层,感情曲折细腻而又富于变化。换头,叙写独处异乡,空前冷清寂寞,内心情感波澜起伏:先是想折梅投赠,却又怕水远山遥,风雪隔阻,难以寄到;次想借酒浇愁,但面对盈盈翠盏,反而是“酒未到,先成泪”;最后,作者想从窗外红梅身上来寻求寄托并据以排遣胸中的别恨,然而引起的却是更加使人难以忘情的回忆。些少六句,三致意焉。“长忆曾携手处"”两句,是第五层,其中“千树压西湖寒碧”是词中的名句,境界幽美,词语精工,冷峻之中透露出热烈的气氛。这是前句“忆”字的具体发挥。这两句说明词人最难忘情的是西湖孤山的红梅,它傲雪迎霜,幽香袭人,压倒了凛冽的冬寒,似乎带来了春天的信息。携手共游,何等惬意!词脉发展至此,终于形成高潮。结尾两句又是一层,词笔顿时跌落,终于又出现了万花纷谢的肃杀景象。“几时见得”一句埋伏下许多情思,引起无限悬念。
这首词构思绵密,自出机抒。词的创作虽与林逋《山园小梅》有关,但其境界却远远超林逋的诗作,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也不相类。林诗“曲尽梅之体态”(见司马光《温公诗话》),陆词借梅比喻诗人的品德,姜夔这首词却织进了个人身世盛衰之感。但写法上却“不即不离”,看上去,似咏梅而实际并非咏梅,非咏梅而又句句与梅密切相关。正如张炎《词源》所说:“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姜夔词的“清空”也正表现在这里。其次是,对比照应,似纵旋收。作者本来以梅花为线索来抒写个人身世之感,但他善于把今昔盛衰之情捏在一起,在对比中交替进行,给人以强烈印象。如第一层写的是昔盛,第二层便接写今衰;第五层写昔盛,六层又以今衰作结。这二者形成强烈对照,境况十分鲜明。再次是,抒情写意,曲折尽致。这是一首抒情词,侧重于叙写词人激烈起伏的内心活动。以第四层为例,短短六句,却有三次转折,感情上的波澜回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是音节谐婉,字句精工。《暗香》、《疏影》与《扬州慢》一样,前无古人,纯属自创。这两首词经过歌伎演唱的实际检验,作者自认为“音节谐婉”。当时曲谱,今已不传,但读起来仍能琅琅上口,叮当成韵。如前所说,作者是很注意研辞炼句的。这首词,词句秀美,用字精工,“冷”、“压”的准确鲜明,虚字的恰当适度,都有益于诗意的增强。
这是一首劝人摆脱机务、及时休闲寻欢的小词,感情基调哀而不伤,平静而明快。
上片先由“官身”难闲、“世事”无尽说起,通俗直叙的语言,从自身的经历说起表述了做官的事多不得自由,引发共鸣。接着以“君貌”、“我鬓”,从人最容易代表衰老的部分写起,紧扣前文,申明青春不驻,人生易老,两对句各从两面着墨,下字亦颇工稳,白描自然,感情真挚,上片通过自身所体会结合所看到的,使得对于青春的感慨更深、更细、更微妙。
下片则一洗上片的感叹,提出了解决方法,顿时使得词句基调变得轻快明亮,开始叙说解决上述烦恼的办法,便言“榴花酒”之清香四溢、“金缕曲”之多情动人,用眼前事物的美好彻底消除了官机务缠身的烦恼,也为下句的感叹做好了理论铺垫。赏心乐事难得,应当及时赏花听曲,开怀享受。简单的四句,却写出了作者对于生活的参悟以及对于繁忙生活的解忧和看法,末句以尽欢、莫叹相劝,希望对方放下负担、享受生活。
该词化用诗歌句法,构思新颖曲折,语言节奏明快,字词简单平稳,通俗自然,情致含蓄深婉。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