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清明”后缀以“时节”二字，即将寒食包括在内。在此时节“出郊原”春游，是宋时风俗，如邵雍《春游》诗即有句云：“人间佳节唯寒食。”
第二句“山城”点明诗人出游的地点。“寂寂”，用叠词渲染周围的环境气氛。柳则是带季节气候特征的植物，不但唐人韩诩有“寒食东风御柳斜”名句传世，而且宋人每逢寒食，即以杨柳等物饰于轿顶之上，四垂遮蔽。每户且以“面造枣（饣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根”（《东京梦华录》卷七）。因此，“柳映门”是寒食特有之景。
颔联二句二景：一远一近，一朦胧一清晰，如画家构图，色调和谐，笔触错落有致。同是写寒食清明，柳永《木兰花慢》词：“拆桐花烂漫，乍疏映，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绣野，芳景如屏。”而在杨徽之笔下，则是“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映落花村”，如此色调淡雅、风物凄清之景，与前“寂寂山城”相呼应，与都城寒食时繁华热闹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诗人被贬后的愁思。
颈联即景抒情。“天寒”，点出寒食节乍暖还寒的气侯特点。“酒薄”，暗示山城的荒僻。自唐至宋，均有寒食扫墓之俗。此时此景，登高见之，倍生思家之念。诗中“易断魂”，由“地迥”和“回首故山千里外”而来；而“难成醉”也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句与范仲淹《御街行》词“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宋太宗很欣赏杨徽之的诗，特地挑出十联写于屏风，其中就有这一联。
尾联之妙，在以问句作结。诗人本有一腔“别离心绪”，喷涌欲出，这里以“向谁言”出之，于“露筋骨”之中，仍为唱叹之音，与全诗的基调和谐一致。
作者于西昆体盛行之时，能不雕金镂玉，不堆砌典故。额联平仄稍作变化，颈联虽对得很工，然而略有“流水对”之意，仍有自然流转之美。全诗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显得自然而清新。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咏闲居是重要主题之一，也称为闲适诗。对诗人们来说，所谓闲，不仅仅是没事做或不做事，而是相对出仕忙于公务而言，所以闲居诗往往成了隐居诗的代名词。司马光退居后，不能忘怀于朝廷政治，所以这首《闲居》写闲而实不闲，至少是身闲心不闲，因而格调与传统的闲居诗不同。
诗前两句说自己的老朋友及昔日的同僚们纷纷倒戈，支持新法，与自己断绝来往，家里安静得门可罗雀。第二句用汉翟公典故，讽刺人情冷暖，世风不古，表示自己胸中的不平。下半由此发挥。众叛亲离，他自然郁郁寡欢，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连仆人也改变了以往惯有的勤俭，乘机偷懒，一场春雨过了，庭前杂草丛生，也没人去管。“僮更懒”三字，道出无限辛酸，大有“运衰奴欺主”的味道。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句句写闲，门庭冷落，无人过访，就少了许多应酬，可以空闲；自己慵懒，无所事事，也是闲。但诗人笔下展示的生活场景不是优游闲散的，而是内外交困的；诗人的心情也不是恬淡安适的，而是抑郁不平的。此诗是浅显中有深致，平淡中有沉郁。这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此诗开篇四句先以“吹”字上联下递，运用修辞学上的“顶真格”，写出北风对庭前柏树的肆虐，再以一个“吹”字与此相呼应，写出柏树的坚不可摧，一任北风肆暴，还是那么节操棱棱，威严方正，依然故我。借以喻诗人所蒙受谗邪们的诽谤，纷纷藉藉，而诗人依然刚正不阿，我行我素，反映了诗人对政局认识的清醒及其操守的坚贞。中间四句由忆往昔落墨，自远而写近，把问题引向了历史的纵深，谓柏树曾历尽冰霜而不改其清操，如今严冬已成过去，春光日渐宜人，闲花野草尚且呈现一片生机，北风猛吹柏树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借以喻诗人曾饱历忧患而不变其志。如今国祚已转危为安，谗邪们的中伤对我无可奈何，反映了诗人对谗邪之臣的轻蔑及其信念的坚定。最后二句紧承上文，虽纯系口语，却道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春光已经返回大地，北风肆虐还会久吗？”借以喻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反映了诗人一种誓与国运共安危的高尚情操与乐观情绪。
通篇用比，以柏树自喻，以北风喻谗邪，以阳和喻国祚，于阳和初回，北风肆虐中突出了“节操棱棱还自持”的柏树形象。笔调古朴，风格雄放，不以秀词佳句和所谓意境来吸引人，而以完整形象和真实感情来激动人，在托物抒怀之作中别具一格。
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为虏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锴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为宋兵占领，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后，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四十二岁。此词便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
南唐自先主李昪于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三句是说，宫殿高大雄伟，可与天际相接，宫苑内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呢？
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浓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这两句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得使皮革腰带常常移孔，而“潘鬓”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岳一样，年纪不到四十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后三句是说，最使我记得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别离的歌曲，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娥们垂泪而已。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
此词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曾”“一旦”二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作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系之。此词回顾事国时的繁华逸乐：那四十年来的家国基业；三千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曾识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臣虏的原因。记叙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怛。其事虽见载于《东坡志林》但出自后主之手，更觉凄惨苦涩，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