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
《草堂吟》是一首七言古诗。作者薛令之,福建长溪县(今福安)人。福建那个地方在唐朝时还是很闭塞的,读书做官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事。“家贫耽读人皆笑”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气。饭都吃不上,还读什么书呀!不过薛令之是个有志向的人,从他诗中所说到的“苏秦与韩信”、“佩黄金印”、“自古公侯未遇时”等语句来看,完全是“觅封侯”的架势。神龙二年(706),薛令之考上进士,成为福建第一位进士。开元中,官左补阙、太子侍讲。应该说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想。
这首诗是写他在灵谷草堂读书情形的。开头四句写草堂读书,草堂坐落在灵岩山谷,诗人就在草堂读书,一直读到很晚。这里人迹不到,惟有白云相伴。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白云缭绕,平添了一种高洁的意蕴,也富含隐逸的味道。
“春日”四句写草堂生活,一是垂钓,一是弹琴。写垂钓还是春光烂漫的,写弹琴就写出愁绪来了。“猿鹤寥寥愁转深”中的“猿鹤”如何解释?“寥寥”又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胡猿野鹤也像是暗喻着一些政坛小人。”不过,这种说法太复杂了,当时的薛令之还是个青年,还没有踏入政坛,对朝廷中的变故不可能了如指掌,而且,接下来的“寥寥”又作何解释呢?另有人注释时转引了《太平御览》中《抱朴子》的话:“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猿鹤”并用,应该说就是用了这个典故,其意也就是“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么“寥寥”也就是“数量少”的意思。于是他“携琴独理仙家曲”,“仙家曲”是指高妙的琴曲,一般人自然无法理解。
“曲中”四句,上接“仙家曲”,是写他的忧愁。在薛令之当时所处的环境里,一来没有同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不能不是读书人的忧伤,“子期能说宫商调”折射出没有知音的苦恼;二来读书的行为不为人理解,“家贫耽读人皆笑”便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尤其是在没有读出成就之前(鱼未成龙剑未飞),更是如此。
当然,他自己是信心满满的,“君不见”四句是他引用的论据,“家贫”就不能“耽读”了吗?你看苏秦和韩信都是出身贫苦,而后来却成为大人物。苏秦是古代苦学的典范,“引锥刺股”是他的典型事例。
最后四句是勉励自己坚持读书。“男儿立志需稽古”是说他在古人的事迹中得到了鼓舞,那些“公侯”在没有遇到圣明的君主前,他们都是耐得住寂寞,刻苦攻读的。这些事例说服了自己,更坚定了他读书求进的志向。
全诗三章,运用象征指代的手法,以“九罭”指代周密的安排布置,以“鳟鲂”来指代客人的身份地位。相衬之下,主人地位卑微,客人身份尊贵。后面以“衮衣绣裳”指代客人,地位比“黻衣绣裳”更高。正因为其尊贵无比,所以仅用服饰指代,宛如用“三百赤芾”来比喻新提拔的大夫一般。正是采用了这种层层推进的结构,这首诗才取得了较强的抒情效果。
第一章是先果后因。“九罭之鱼,鳟鲂。”急急忙忙拿了细网眼的渔网去捕鳟鱼、鲂鱼,是因为“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那位穿着礼服的高级官员来了。用细眼网捕鱼,志在必得,大小鱼不漏网。只点明“鳟鲂”,专取美味,不顾其余。一开始就把主人殷勤、诚恳待客的心情诉说出来了。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语义反覆。鸿雁留宿沙洲水边,第二天就飞走了,不会在原地住两夜的。诗人用这个自然现象,比喻那位因公出差到此的高级官员:在此地住一晚,明天就要走了。但是,人不能与鸿雁相同。难得一聚,不必匆匆而别。“於女信处”、“於女信宿”,意思是:请您再住一晚吧!挽留的诚意与巧妙的比喻结合,情见乎辞。
最后一章直抒胸臆。“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两句,用当时下层官员、百姓挽留高级官员的方式:把高级官员的礼服留下来,表达诚恳的挽留。这种风习,到后代演变成“留靴”:硬把离任官员的靴子留下,表示实在不愿让他离去。当然,一旦成习俗,真情实意便减弱,甚至只成为一种形式了。最后一句“无使我心悲兮!”正面点出全诗感情核心:因高级官员离去而悲伤。至此,感情的积累到了坦率暴露的结局,这是前面捕鱼、以雁喻人、多住一晚等活动中流贯感情的积聚,到最后总爆发。由于这个感情总爆发,使读者回顾上文的言行,更感挽留客人的心情诚恳真实,并非虚饰之词。结构安排的层层推进,按时序的叙述,使这首诗取得较强烈的抒情效果。
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