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祭文”就是祭奠亲人和好友而写的押韵的文辞。明代徐师曾在《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中说：“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毛泽东的这篇《祭母文》采用四言韵语，可说是一首四言诗。它重在叙事和抒情，歌颂了母亲的盛德和养育之恩，表达了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无限悲痛之情。
全文分五层来表述：
第一层“呜呼吾母”至“待徐温吐”写母亲的早逝和辛劳养育子女，以致积劳遭疾。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先说母亲生有七子，仅存活三人，辛劳一生，如今匆匆而逝，仅享年五十三岁。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因患淋巴腺炎去世。此前两月，毛泽东还领母亲在长沙医院治疗，并扶母亲去照相馆同他们兄弟三人一起合影留念。不料母亲到家不久便去世，这怎不引起他的无限悲痛呢？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次写母亲的养育之恩。为了养育我们兄弟三人，备尝辛苦。摧磨劳累，以致得病。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再写对母亲的思念。母亲一生中历事千万，全是伤心之事。现在，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只有等待以后慢慢回忆倾吐。
第二层“今则欲言”至“倾地一角”，追述母亲的“盛德”和“恨偏”。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提出追述之纲：现在要说的只就两点，一是母亲高尚的品德，一是她怨恨不平之事。接着，从“吾母高风，首推博爱。”到“合其人格，如在上焉”。集中再现母亲的“盛德”。表现在：她有博爱的胸怀，远近亲疏，一视同仁。她平易慈祥，感动了众人。她普施爱心，完全是出于真诚。她不说假话，更不存欺人之心。她正直谨慎，一点也不作假。她细心，经她手做之事，皆有条理。她头脑精密，“理”（智）“情”（感）分得很清。她计划周密，事无遗漏，观察事物也绝无不见之处。她爱洁净的习惯，传遍了亲戚乡里。她一尘不染，身心表里如一。仁、义、礼、智、信的“五德”规范，在她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美德完全合乎母亲的人格，好像是上天赋予她的一样。毛泽东从博爱、真诚、整饬、洁净、“五德”等方面写出了母亲的高尚与伟大。再写母亲的“恨偏”。“恨偏”者，遗憾之事也。母亲之遗憾是什么呢？
诗人写道：“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这就是说，母亲怨恨不平之事是封建礼教末期，妇女仍受多重压迫，有志不能施展，有追求不能实现。这就是母亲最大的精神痛苦。这是天意吗？人愿吗？好像“倾地一角”，无法填平！这里，诗人从母亲的角度对封建礼教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第三层“次则儿辈”至“均待报赍”，写母亲对儿辈的关心及临终时的遗嘱。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是说我们弟兄三人虽已活命下来，但像没有成熟的果子，处在青黄之间。因此，母亲病时放心不下，总是“揽手”，拉着我们的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这是临终的遗嘱，一是希望儿辈“各自为良”，成为有用之才。二是对平素有恩于我们的或为我们帮过忙出过力的亲戚朋友，无论大小远近亲疏，都希望儿子为母报答他们。再次实现母亲的贤良美德。
第四层“总兹所述”至“精禽大海”，写儿辈一定学习母亲的“盛德”，牢记母亲的“遗恨”，报答那些恩人。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悃忱，则”效不违。至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总之，上述这些都是母亲美德放出的光辉。我们一定秉承母亲的诚恳热情，学习母亲的美德，决不违背。至于母亲的遗恨，我们一定为您弥补上。母亲，我们一想到您，您就仿佛出现在眼前。这种思念之心将永远不灭。您养育我们的大恩，如同春阳和晨雾，我们何时才能报答完呢？我们一定像精卫鸟衔石填海一样，矢志不移，坚持不懈。念母报母之情，溢于言表。
第五层写母亲虽死犹生以及对母亲的悼念。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月俱长。尚飨！”唉，母亲的身躯虽然毁坏了，但她的美德却传万古，虽死犹生。我们有生之日，都是报答和陪伴母亲之时。现在话说长了，而时间又显得过于短暂。我只有把母亲的主要事迹写出，其余事迹只好留存在我们心里。此刻正进行家奠，请母亲喝下这杯酒。我们以后还会像太阳那样长久地有许多话向您陈说，表达对母亲的永远思念。母亲，享用酒食吧！悼亡深情，感人肺腑。
这篇《祭母文》以恳挚朴实的语言，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表达了一个儿子爱母、念母、思母、报母的一腔挚情，具有撼人心魄之艺术感染力。
此词开篇写景，上片由写外景步步侵入内心，引发连绵不断的春思。“楼上萦帘弱絮，墙头碍月低花”两句对起以“萦”、“弱”、“碍”、“低”四字隐隐点出人物思致，所写的“帘幕”、“柳絮”、“月亮”、“花朵”均是客观景物，但在思妇眼中看来，帘幕有如思绪一般萦回，柳絮随风扶摇，仿佛不胜孱弱，月亮被云层或楼台遮蔽，若隐若现，看起来朦胧而迷离，墙角的花或开得极低，或已然凋落，安静而黯淡。这两句通过景物描写首先点明地点和时间，又以从“萦帘、”碍月“的细致心理反应和”弱絮“、”低花“的视觉观察所见来衬映出芳春夜月怀远的思妇形象。寥寥十二个字，把背景和人物全然活现出来，营造出暮春之夜的寂寥氛围，堪称妙笔。在此基础上，再写怀人，便显得流畅自然。紧接着以”年年春事关心事“两句，“关心”二字，直写人物心理，表明思妇感情的趋向和分量，将“春事”与“关心事”联系起来，既承接上句所描写的春景，又开启下句的“肠断”之情。年复一年，春色依旧，思情依旧。春归而人不归，让思妇无法不思量，所以思妇听到楼外哑哑啼叫的欲栖而未定的乌鸦时无法不触景伤情而为之柔肠寸断。此处虽是写常景常情，却写得清丽哀婉。其中“肠断”二字下得十分沉重，使思妇的哀痛情绪直要透纸而出。
下片由内景转向心理刻画，表现相思感情的进一步深化。内景是由“舞镜鸾衾翠减，啼珠凤蜡红斜”两句所展现的春夜闺房画面，这两句写闺房景象，对仗工整，用语妍丽，词中的物象无不和思妇当前的处境心事相关。其中，“舞镜”是活用鸾鸟看见镜中的自己遂呜叫不已的典故来增加鸾鸟形象的生动性，同时作为下句“啼珠”的字面对仗，“鸾衾翠减”则写出衾被上色泽已褪的绣鸾破旧暗淡的景状，并回应上片的“年年”二字，以翠被褪色暗示出离人的长久不归以及思妇的夜夜独眠。而接下来的“凤蜡红斜”则将蜡珠的滴落想象成它在替人落泪，将思妇的心情折射到外物的表现，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通过对“蜡烛‘啼珠’，人亦垂泪”的描写来突出思妇的相思之深，有景中见人之妙。“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两句化用了五代词人顾敻《虞美人·深闺春色劳思想》的“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将主人公孤栖难耐、百无聊赖、苦闷压抑的情怀以凄惋慰藉的语言娓娓道出。其中，“重门不锁”四字中既有欣慰，也有暂时的解脱。这两句由现实而入梦，既有无可奈何的自慰，也有幻想，反衬出现实的矛盾，突出思妇难以排遣、难以消解的深重相思。
全词借思妇春思寄托自己政治上的苦闷，以婉言达深意，感人特甚，体现了词人笔致含蓄、语婉意深的独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