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然则谁能兴起呢?“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这是第四层。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未尝有所谓“复元古”。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也不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也未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也不至于“吾衰竟谁陈”了。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像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这首诗的首联写诗人南康登望湖亭眺望,先入目是万象萧条的一派衰秋之大景;颔联写到秋风紧急,吹饱了船帆,暮霭沉沉,笼罩着一座孤零零的山头;后两联发慨叹,颈联说的真情,尾联却是发的牢骚,借秋天的景色,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全诗通篇笼罩着一股愁云惨雾,但作者忧国忧民的崇高的志趣,通过沉郁颓丧的情绪的烘托,得到充分表现。
八月秋高,苏轼南下,舟渡长湖,在南康登望湖亭眺望。先入目是万象萧条的一派衰秋之大景;再细看,就见到秋风紧急,吹饱了船帆,暮霭沉沉,笼罩着一座孤零零的山头。这种萧疏的秋景,和他万里投荒的心境,已经融化为一,读者也不知是秋色触发了他的愁思,还是他的心头的寒风吹饱了征帆,胸间的乌云笼罩着孤山。景与情已经结合成了诗的意象,荡漾出无尽悲凉的气氛,浸染着读者的心绪。
从这一股氛围里,终于霜钟一样撞出了他撼人心胸的慨叹:“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报国之志犹存,而济世已经乏术了。前句是说的真情,后句却是发的牢骚。苏轼有许国之心,也有康时之术,如《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之哀囚徒,《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之刺官吏,《异鹊》之斥酷吏等。可惜不被重用,报国无门,心中极愤然。用一“虚”字,看似自谦自责,其实是体现着“怨而不怒”的君子气度,而它所传达出来的复杂感情,却更耐人寻味。
苏东坡是四川眉州人。在他投老之年,投荒万里之外,必会想到越离越远的家乡,亦必会想到自己这把骨头将来还想回到岷山峨嵋那一带。
总之,这是一篇伤秋之作。借秋天的景色,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通篇笼罩着一股愁云惨雾。但作者忧国忧民的崇高的志趣,通过沉郁颓丧的情绪的烘托,相反得到充分表现。读此诗很像洗照片,浸浇一遍,底影就显出来了。
这是一首怀古诗。此诗描写了汴河周边的景色,全诗从眼前的汴河引发出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委婉曲折,感情深沉。诗人运用对比手法,以汴水春色与隋宫成尘对照映衬,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以隋朝兴亡之感寓唐代盛衰之忧,寄寓深远。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诗人在开篇写因汴河水引发的诗人对历史的回忆。汴水碧波荡漾,缓缓东流,堤岸上春柳随着清风飘荡,显出无限柔情,两岸都笼罩在一片花红柳绿之中,到处都是一片春光无限。诗人写春,但没有具体描绘春的景象。但是诗人巧妙加上了“无限”二字,便使春意变得具体形象起来。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
接着诗人联想到“隋家宫阙”,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炀帝华丽的行宫,现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已成尘”,用夸张的手法极言昔日华丽消失殆尽。诗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世事沧桑变迁之意油然而生。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末两句继续写汴河岸边典型的景物,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随风飘扬,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这该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春色。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这些春色如今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隋炀帝沿堤栽种柳树,本是他南游奢华之举动的一个点缀而已,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柳和飘飞的杨花,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怀,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它们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后人面对这垂柳,不禁生发出繁华易逝、历史永恒的感慨。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这也表现出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这首七言绝句,对比的运用,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诗人将吊古伤今之情融入到了春色中,委婉曲折,感情深沉。最后伤今之笔,将诗人的忧国愁绪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