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李鄠县丈人胡马行》的作者是杜甫,被选入《全唐诗》的第217卷第27首。仇兆鳌《杜诗详注》评注此诗:“丈人骏马名胡骝,前年避贼过金牛。回鞭却走见天子,朝饮汉水暮灵州。”首言马行迅捷。从乱禽颠沛说起,便有奇气。过金牛,扈从明皇也。见天子,趋谒肃宗也。却走,退走也。
“自矜胡骡奇绝代,乘出千人万人爱。一闻说尽急难才,转益愁向驾骀辈。”此见其济难之功。赵注:急难才,如刘备的颅跃过檀溪以免刘表之追,刘牢之马跳五丈涧,以脱慕容之逼。此处指避胡一事言。愁向驾胎,自叹所乘者皆疲马也。
“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此写其神骏之姿。耳锐蹄坚,筋胜于肉,此良马之相也。
“洛阳大道时再清,累日喜得俱东行。凤臆龙鬐未易识,侧身注目长风生。”末言同行见马,结归李丈。凤臆龙鬐,一时未易测识,但见侧身注目,足下风生,果是绝尘之骥矣。《杜臆》:马不易识,以况相士之难。
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
本篇选自《白居易集》。长庆二年(822)至四年,作者任杭州刺史。这篇题记即作于长庆三年(823)八月十三日。作者以杭州现任长官身分赞扬前任长官修筑胜景,旨在阐发山水佳境有益身心、陶冶性情的美育作用,符合教化。所以他不对冷泉亭本身作具体描写,而是强调杭州、灵隐寺本属形胜,指出冷泉亭的位置选择得很好,集中抒写在冷泉亭所感受的情趣和所获得的启发。它结构简洁,层次清楚,夹叙夹议,重在议论,而论从景出,情理交融,读来富于情致和理趣。尤其是第二段从冷泉亭春日夏夜的情趣,写到它在山下水中的地位所具有的形胜和情怀,以及坐卧其上的异趣,然后归结于情操的潜移默化,有情有景,有理有致,清婉美净,娓娓动听,有条不紊,确属一种优美的游记笔墨。这篇题记虽然得体地赞扬了前任的政绩,却更富游记的情趣,而对美好的山水风景给人以健康的情操熏陶,作者的见地显然至今仍是有所教益的。
文中所说"五亭"1.虚白亭是 相里君 造的 2.候仙亭是 韩皋 造的 3.观风亭是 裴棠棣 造的 4.见山亭是 卢元辅 造的 5.冷泉亭是 元藇(xu)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