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绣球】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赴长亭的路上唱的，主要以途中的景物为线索来抒情写意，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
“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玉骢”是指张生骑的青白色的马；“倩”，是请的意思；“斜晖”，指斜照的阳光。莺莺看到长长的柳丝就想到它系不住张生骑的马儿；看到疏朗的树林就想请它们挂住流逝的阳光，让时间走得慢一点。“马儿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就是慢慢的意思。张生骑马在前，莺莺坐车在后，莺莺要马儿慢慢地走，车儿快快地跟上，好让自己同张生更靠近些，也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呆在一起。“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这两句是说，刚逃过了情人之间的相思之苦，才开始在一起又要很快地分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金钏”就是带在手腕上的金镯子；“长亭”是古代设立在大道旁边为送别饯行而用的亭子，古语有“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的说法，所以叫“十里长亭”。这三句是说，莺莺刚听见一声张生要走，手腕上戴的金镯子就松下来了；远远看见送别的十里长亭，人马上就瘦下来了。这种离愁别恨有谁能知道啊？这里作者运用了高度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形容当时莺莺和张生缠绵欲绝的离别之情。
这段曲词和前面那段【端正好】相比，在情景的铺设上是不大相同的。【端正好】主要是采用因景生情的手法，以凄凉的暮秋景象来引出莺莺的离愁别恨。【滚绣球】这段曲词，比较多地采用了由情及景的手法，柳丝系马儿、疏林挂斜晖、马慢走车快行、松金钏减玉肌等等所有这些描写，无不都是由莺莺对张生的依恋惜别之情引发出来的。
对莺莺内心活动的刻画，不是依仗苍白空泛的言词，而是借助鲜明生动的形象。作者把天地景物乃至车马首饰统统拿来，赋予丰富的联想和夸张，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这就使得抽象的人物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真实，细腻动人。
【叨叨令】这段曲词，先是说莺莺看见送行的车马，心中非常难过、闷气；进而又说无心梳妆打扮，从今后只能用昏睡和哭泣来熬度时光。紧接着，是无可奈何的悲叹：“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就是怎么不的意思；“也么哥”是曲词中的衬字，没有实在的含义。这两句叠句是说：怎么不烦闷死人啊？怎么不烦闷死人啊？然而烦闷和悲叹也无法挽回她和张生的离别，所以最后只好叮嘱张生：“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惶惶的寄。”这里的“索”，是必须、应该的意思；“惶惶”，匆忙、赶紧的意思。这两句是嘱咐张生分别后赶紧寄书信回来。
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自己丈夫和最知心的丫环红娘面前尽情倾诉离别的痛苦心情，因此在描写上与前面【端正好】和【滚绣球】委婉含蓄的内心独白不一样，整段曲词无遮无拦，直抒胸臆，用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口语，如车儿马儿、花儿靥儿、被儿枕儿、衫儿袖儿、熬熬煎煎、昏昏沉沉。作者把这些日常的口语巧妙地组合起来，用一连串的排比、重叠，造成音节和声韵的回环流转，产生“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当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会见后，送别的酒宴开始了。当着严厉无情的老夫人，莺莺不能尽情表露自己的感情，她只能感叹、悲伤。酒宴完毕以后，老夫人先走了。这个时候，莺莺和张生能谈谈知心话了。这里，安排了一支名叫【耍孩儿】的曲子。……
这段曲词的开头，作者借用典故来极力渲染莺莺内心的悲戚。“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红泪”，古代传说，曾经有一个少女被选入皇宫，在同她的父母分别时，哭得很伤心，用玉壶接下她的眼泪，玉壶都染成红色的了。后来把女子非常悲伤时流的眼泪叫“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是融化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最后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是白居易当时担任的官名，指的是白居易。这两句是说，莺莺为离别之苦而流的眼泪湿透了衣衫，比当年白居易听琵琶女弹奏时流的眼泪还要多。接下来作者又以比喻的手法进一步抒写莺莺的心绪：“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伯劳”是一种鸟。这两句是说，伯劳和燕子就要一个飞东一个飞西了，还没有起飞分开就问今后相会的日子。经过这些铺张描写，人物的感情已成奔腾之势向高潮发展。这时候，作者却避过潮头，另敷新笔：“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纵然马上就要相别千里，姑且在聚合时再饮一杯送行酒吧。这是由极度悲哀转向无可奈何时的一句宽慰话。这一笔，虽在意想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它使得整段曲词错落有致，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显得波澜起伏。经过这样的跌宕回旋，作者才放纵笔墨把人物的感情推向高潮：“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未饮心先醉”，是宋代词人柳永【诉衷情近】词中的一句，原文是“未饮心如醉”。王实甫把它改成“未饮心先醉”，语意就更加沉重。这三句是说，哪里还要饮什么送行酒啊，还没饮酒，心早已如痴如醉了!眼泪流尽继之以血，这颗心早已被折磨得像死灰一样了。这同上面“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相对照，是感情上的一个突变，由一刹那间的宽慰，转到痛不欲生的悲哀。实际上，前两句是后三句的映衬对比，可以说这是一种欲放先收、欲高先低的手法。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来表示他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过了五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任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来奉和。此诗为第二首，诗主要讲祸福得失的转化。
这首诗包含了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应该指出的是，矛盾的互相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没有一定条件，是不可能发生或实现转化的。诗中所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这样。塞翁的马失而复还，而且还带回一匹好马，这是福；但是后来，其子骑马又摔坏了腿，福于是变成了祸。其中，这个儿子去骑马，或是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或是由于他的骑术不高明，摔下马来，这就是其福转化为祸的条件。而“马失应无折足忧”的说法，只讲转化，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足取的。当然，这是诗句，不可能讲得那样细致，后人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以“阳春曲”曲牌写春景，可谓名副其实。这组“阳春曲”包括三支小令，渲染出一派风和日丽、蝶逐蜂嚷、百花争艳的烂漫春色。虽是一组曲，但三首又各有侧重。
第一首可名之为“春晴”。首两句写景。首句写墙头杏花。这里的杏花不仅有数支，而且像堆琼砌玉的红雪般，这就突出了花的繁茂。这里的杏花是是晴天的景物。次句写青山。由于青山在屋后较远的地方，所以看上去像一架屏风。“一春能得几晴明？”强调这晴的难得，这一问句流露出了作者满意的心情。“三月景，宜醉不宜醒”，是在赞美令人陶醉的阳春三月，显示了作者悠然自得的心态。
第二首可名之为“春睡”。“残花酝酿蜂儿蜜，细雨调和燕子泥。”花虽然残了，蜂儿却还在花丛中飞来飞去，从残蕊中采蜜。这样的残花依然是美好的，不给人以零落凄凉之感。春雨往往令赏春者扫兴，可是燕子却还在雨中穿梭忙碌，衔泥筑窠，纷纷的细雨不但没有妨碍它们，反而帮助它调和泥土。燕子这是非常感激这细雨。燕子无情，人是有情的，这是诗人在赞美春雨。这两句体现了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从小小的虫鸟活动中看出了春意。作者以喜悦的心情写了残花、细雨，写了春的另一种旖旎。“绿窗春睡觉来迟”写窗内人的浓睡，似与窗外的燕、蜂无关，但一个“春”字点出了前后的内在联系，又加一个“绿”字对“春”做了补充，窗内窗外联成一片了。睡意之酣畅，正因为春天气候之宜人。“觉来迟”，毕竟还是醒了。是因为“窗外晓莺啼”惊醒的，这是对莺声的欣悦。这里写浓睡，是写了春天；写醒叫觉，也是写春天；都写了春天的美好。
第三首可名之曰“春归”。首两句写春归的景色。上句写近景，下句写远景。“一帘红雨桃花谢”是房前景象。 “十里清阴柳影斜”是放眼远望的景象。初春之柳，是淡黄疏影；绿柳成荫已是春深了。两句构成残春景象，却仍然是美的：红花绿柳，相映成趣，色彩鲜丽，令人赏心悦目。下一句写人对春去的依依不舍。名花之城洛阳的人们赏春的人比平时多起来，是因为春已无多，也有为春饯别之意。最后两句，作者感叹：“春去也，闲煞旧蜂蝶。”没有了花，蜂蝶自然无所事事了。虽是感叹惋惜，却并不感伤。
总之，这组曲子将春意写得十分浓丽，使人得到暖融融、醉醺醺的感受，并在细小的物像中显出大自然复苏后的生机。三首曲子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在写法上也注意了变化。第一首论述，第二首问答，第三首感叹。三首比照，浑然一体而又多姿多彩。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