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娇贵富丽，红妆异香，有天香国色、倾国倾城之称。或写花，衬以美人，或写人，衬以娇花；或者人花合写，彼此交融，李白的《清平调》就是一篇杰作，而“春风拂槛露华浓”似乎成了绝唱。总之，这都表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和对美的追求。王建此诗，正可谓此尽其致。
首联“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租赁别人的房宅，本来也是随遇而安，无所好挑剔的，可没想到竟有那么丰饶的牡舟花。一个“得”字，正好表现出他那种喜出望外的得意神情。恰因为得自意外，所以初开之时，便唯恐它是妖了。美人之所以让入心旋不守，神魂颠倒，完全在于她的妖冶妩媚；牡丹含苞初绽，鲜艳欲滴，其荡人心魄，决不下于美人之妖态，只这一句就把社丹写活了。
颔联承“妖”写来。‘“粉光”、“肉色”俱是美人动人之处，粉光丽质，滑若凝脂、肉色性感，柔若无骨，这恰是美人的妖态，也同样是花的妖态。“深紫”、“退红”均属壮丹艳冶之色，而这又正好使作者联想起美人的“粉光”和“肉色”来。用“腻”和“娇”二字，直把花作人写，人、物浑然一体，确实表达出了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青春美色的克星是无情的岁月，而娇花名卉的厄运却正是风吹日晒，风吹就会落掉，日炙以致枯焦。怜香惜玉，多情善感的诗人，于赁宅得以名花的为患难之交，定不肯失之交臂，于是他千祈祷，万忧愁：“且愿风留著，唯愁日炙燋。”
这里既可见出诗人追求美是何等的执着、也可明白牡丹是多么的富丽可爱，以致让诗人倾倒如是。然而自屈原香草美人以比君子，托物讽喻便成为中国抒情诗的一大传统，所以个中不仅有香花的摇落之悲，还有美人的迟暮之叹，更有诗人身处乱世的命运之感。
花儿被吹落，被炙燋了，可她那一缕芳心，仍然楚楚可怜，只有香如故。这位“零落”的诗人，拾起了“零落”的花蕊，回到屋里把它当香烧了。也不知是花的香气陪伴着他，还是他陪伴着香气，直是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全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扮清，景中寓情，情里含景，以人写花，以花写人，花、妖、作者三位一体，句句写花，而又无一处不在写人，堪称大手笔。尤其末联，自怜自爱，自伤身世，是花，是妖，也是诗人。形象感人，咀嚼无尽。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