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杜甫去从孙杜济家中受到杜济以米饭葵羹的招待，杜济可能露出勉强不耐烦的神情和举动，于是作者发出一阵牢骚和教训的话。全诗措辞委婉，语言幽默，虽是训示，却有情趣，显示了杜甫高超的诗歌艺术水平。
此诗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杜甫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按照陈贻焮《杜甫评传》的说法，杜甫当时在长安经常挨饿。此诗起二句“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语本陶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来找杜济，的确有想叨扰一顿饭的意思。“权门多噂𠴲，且复寻诸孙”，是说达官贵人既然高攀不上，不得已，只好求助于族人。这四句写出了杜甫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悲惨处境。
“诸孙贫无事”六句，表现了杜济的宅舍之景，可见杜济的境况也不太好。他看到杜甫这位“阿翁”来了，便忙着淘米做饭相待。这从“淘米少汲水”四句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里还委婉地批评了杜济的待客态度。“阿翁懒惰久”以下又有明显的长辈教训晚辈的意思。这可能是杜济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杜甫，因而引出了他的一番牢骚和教训来。杜甫明知杜济家境不宽裕，决不会因为杜济只有米饭葵羹招待而怪罪于他，这里的冒犯主要是杜济的态度。杜济见这位不速之客上门，碍于情面，只得勉强招待他，不过心里却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对付他一顿粗茶淡饭，加上家里人手少，杜济平日又懒散，如今要他亲自汲水淘米、刈葵作羹，无疑会感到很窝火，于是就难免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汲水将井水搅浑，刈葵放手乱砍一气。杜甫见了当会有所觉察，有所感慨，于是写出“淘米”四句加以点破。“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两句是以自己的懒散反讽杜济的行动匆忙、奔走不停。话说得委婉而幽默，讽意自明。
为了一顿饭，没想到自讨没趣，杜甫按捺不住了，便发话说：“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可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说来这里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密切宗族情谊，显然是托辞。这几句也说明了杜甫居长安下杜城那段短暂时期，由于穷途落魄，常受乡里小儿、族间晚辈的凌辱、排揎、中伤和嫌弃，“朝廷故旧”冷落他，“乡里儿童”不容他，甚至连这个多少谙事的“从孙”招待一顿米饭葵羹也要给他颜色看，处此困境，他不禁感慨万千，悲愤欲绝。此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这首《女冠子》，写男子对女子的相思而成梦，梦后而悲的情况。恋人在梦中相见，他俩把臂欷歔，说不尽的离愁别苦。“语多时”，明写千言万语，暗扣山高水长。“依旧桃花面”，特别是“频低柳叶眉”“欲去又依依”的神态音容，宛在眼前。然而，夜长梦短，梦醒之后，更令人不胜伤悲。此词不似多数花间词之浓艳，而是在清淡中意味深远，耐得咀嚼。所谓“意婉词直”，“似直而纤”，别具风味。
词的上下片一般都自成段落，如上片写相别，下片写相思。这首词在结构上却较别致，打破了词的上下片界限，没有过片痕迹，一气呵成。它的前七句写梦中之欢，后两句写梦后之悲。
这首词的梦境是清晰实在，温馨甜蜜的，不像另一首《女冠子·四月十七》“空有梦相随”那样迷惘惆怅。头一句点明入梦的时间是“昨夜夜半”。梦境一般虚无缥缈，此梦却很“分明”。“分明”虽贯穿于梦中，其源却使人想到来自实境。正由于主人公日思夜想，意中人才会音容常新，活在脑海了，出现在梦中。可见他也是一位与少女同样痴情的有情郎。这两句交代入梦，仅仅来开帷幕，已露出明朗的色调。
这是一个旖旎的梦，从绵绵情话开始，到依依惜别为止，恩爱缠绵，充满柔情蜜意。梦中那位少女形象，尤其显得楚楚动人。“语多时”，明写千言万语相思话，暗扣山高水长阔别久。“桃花面”“柳叶眉”是旧时对妇女容貌的形容。那位少女习惯于低面敛眉，在《女冠子·四月十七》的现实中和此首的梦境中是一致的。《女冠子·四月十七》中“忍泪”十个字重在刻画情态，此首的“依旧”十个字重在反映容貌，两者互为补充，使少女形象形神俱备。“依旧桃花面”与《女冠子·四月十七》中的“去年今日”的艺术构思脱胎于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事实上这两位男女主角除了在梦里相会外，恐怕也很难再在现实中重续旧梦了，不然不会在梦醒之后觉得“不胜悲”的。“半羞半喜”，少女的娇羞情态如绘。“欲去依依”，看来单写少女，其实也包括男主人公。两人难分难解，极希望留住这美好的时光。整个梦境写得一往情深。
“觉来知是梦，不胜悲。”正当两情缱绻之际，梦醒了，跌回到严酷的现实中，依旧是形单影只，孤栖独宿。一个“知”字品出万般凄凉况味，原来当时并不知是在梦中！梦境作如是观，而从前他俩花前月下的美境也未尝不可作如是观。这个“知”字大有顿悟之感，所以不免悲从中来，感慨万千。煞尾两句浓重的悲与前七句甜美的乐形成鲜明的对照，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全词脉络分明，层次清楚，深衷浅貌，语短情长。《历代词人考略》称赞韦庄词：“能运密入疏，寓浓于淡。”《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端己词清艳绝伦。”从这首《女冠子》词中，就足见韦庄词清淡疏朗、清艳劲直的特征。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