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情感。首联说应季节时令而产生的景物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所引起的秋思却这样令人心神沮丧呢？颔联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描绘“节物”，咏尽秋日佳趣。那么，究竟为何而心绪黯然？该联采用白描的手法，将酒旗招摇于西风中，菊花在细雨中盛开之景形象描述，以乐景衬哀情照映首联，并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情的黯然。颈联告知我们，诗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茫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中无补的苟且生活，所以尾联便写作者归隐的思想。这就是诗人心绪黯然的所在。
秋天，草木黄落，原野萧条。苍凉凄清的景象，最易触动离人游子的伤感，勾起羁旅行役的乡愁。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首开其端，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从各自的身世经历，以“悲秋”、“秋兴”、“秋怀”为题，抒发了思乡怀人的感慨。如黄庭坚的“茅堂索索秋风发，行绕空庭紫苔滑。蛙号池上晚来雨，鹊转南枝夜深月。翻手覆手不可期，一死一生交道绝。湖水无端浸白云，故人书断孤鸿没。”(《秋怀》二首之二)便是这类感秋抒怀诗中的佳作。这两首《秋怀》诗，并未凭秋色诉离情，托秋意写别恨，而是借秋景表达他们的忧国之心，格调高致。
欧阳修诗的首联“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用反问句式，点明自己热爱自然而又心绪黯然的矛盾。秋天不仅令人心旷神怡，而且是五谷登、山果熟、菊黄蟹肥的季节。这样的季节，本应令人欣喜陶醉，为什么反而使诗人黯然神伤呢？－－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疑问。颈联承第二句，对此作了回答：“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要理解这两句，先须了解“感
事”和“包羞”的内涵。诗人幼孤家贫，生性节俭，而今已有丰厚的官俸，因而他的“感事”，显然不是个人生活上的事而是国家大事。如果说上句尚属隐约其词，那么，下句便由隐约而明朗：所谓“包羞”，即指所作所为于心不安，只感到耻辱。唐代杜牧《题乌江亭》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那是批评项羽不能包羞忍耻，再振羽翼。欧阳修诗中的“包羞”，其用意恰好相反。两句意为：因感叹国事，连双鬓都因悲忧而变得苍苍了，自己实在羞于过这种食厚禄而于国无补的苟且生活。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这种拳拳忧国之心，又是借秋景的描绘得以展现的。诗人以景传情，情韵深长。欧阳修的诗颔联承首句描绘“节物”：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西风里酒旗招展，细雨中菊花盛开。十字咏尽秋日佳趣。《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如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这联名句，不用一个系词，不着半点雕饰，以纯白描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典型的季节风物，也写出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喜爱之情；不仅有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那样的自然美景，也有张籍“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成都曲》)那样的市井侧影，可谓出语平淡而寄情深邃。
欧诗从感念“节物”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热爱生活和感叹国事的复杂感情。罗诗则表现了深切的亡国之痛，如“凄凉”、“那堪”、“风雨”及“毡寒”等词，无一提及国势，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
欧诗尾联借用佛教用语，愤然思归：“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鹿车，借用佛家语，此处以喻归隐山林。两句意谓：何日才能驾起鹿车，回到颍东去过躬耕田亩的生活呢？诗人以“贤者避世”之想，表现了对与世浮沉的苟且生活的憎恶。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述，藏书一万卷，集录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故号六一居士。参照这一自述，可以清楚看出，欧阳修的“鹿车何日驾？归去颍东田”，即有儒家忧世之慨，也有道家超然物外之想。
总之，这首诗“实而有条理”，流转自然，语无华饰而爱国情深，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古代，一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仕途、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有时必须走攀附权贵之路。年轻时候的韩愈中进士四年却一直不得仕进，所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信，想以文章打动宰相，以求取到宰相的引荐和提拔。《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 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本文既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扼制人才的社会环境和人情冷暖，同时也展现了封建文人乞求仕进的窘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