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写给蜀地地方官员的投献之作,虽有“贡谀”的成分,但其以赋体形式极力铺陈,景物风情的描绘、对句和典故的运用都很出色。
上片着重描绘蜀地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词作开头,以“控西夏”三字托一组四字对句——“井络天开,剑岭云横”,突出了两蜀地势的雄伟和地理位置的重要。“井络”“剑岭”暗扣蜀地,“天开”“云横”“控西夏”,写得颇有气势。“地胜异”以下,集中笔力转写成都风物的奇丽独特。 “簇簇歌台舞榭”六字又托起一组四字对句——“锦里风流,蚕市繁华”,具体铺写成都市井的繁华景象。“锦里”“蚕市”都是成都的古称,以之名成都,显得明丽而典雅。接下来两句写人物活动。“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市冶。”游人如织,熙熙攘攘,那些衣饰华美的俊男靓女,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末句又以“景如画”三字托起“摸石江边,浣花溪畔”两个四字对句,直接点出蜀地风景如画。
下片极赞蜀地某地方官的文治武功。 “梦应三刀,桥名万里”用王浚迁为益州刺史和诸葛亮送费棉出使吴国的典故,暗指某官员升调为成都地方长官。“中和政多暇”,推许他中正和平,政事闲暇。“仗汉节”三句,颂扬他奉命来成都为官,胸怀刷新政治的抱负和举措,甚至盖过了诸葛亮的治蜀功勋和文翁在蜀地教育感化的业绩。“台鼎须贤久”两句,意思是说朝廷非常需要如此有才干的人,所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升调台鼎的高位。“空遗爱”三句,写他的治绩会在蜀地百姓中传为佳话。整个下片多用典故,显得词格高峻,有煌煌大气。不过“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未免过誉之嫌。
此词的突出特点在于,把即事叙景与直抒胸臆巧妙结合起来,用凌云健笔抒写慷慨激昂,奔放郁勃的感情,悲壮沉雄发场奋厉的格调。
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在于以情感人。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作,无不充溢着激情。该词即是如此。作者与陈亮,都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词人,都怀有恢复中原的大志。但南宋统治者不思北复中原。因而他们的宏愿久久不得实现。当时,词人正落职闲居上饶,陈亮特地赶来与他共商抗战恢复大计。二人同游鹅湖,狂歌豪饮,赋词见志,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首词,就是当时相互唱和中的一篇佳品。词中,作者胸怀对抗战恢复大业的热情和对民族压迫者、苟安投降者的深切憎恨,饱和笔端,浸透纸背。正如周济所云:“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介存斋论词杂著》)。词人这种慷慨悲凉的感情,是运用健笔硬语倾泻出来的,因而英气勃郁,隽壮可喜。
周济还指出:“北宋词多就景叙情,……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介存斋论词杂著》)。与以情为中心的就景叙情不同,即事叙景是以叙事为主干,以抒情为血脉,以写景作为叙事的烘染或铺垫。这首词的上阕,便采用了即事叙景的艺术手法。在追忆“鹅湖之会”高歌豪饮时,以清冷孤寂的自然景物烘染环境氛围,从而深刻地抒发了词人奔放郁怒的感情。
作者作为一名忠愤填膺的抗成志士秉笔作词,胸中沸腾的激情难以遏制,不免直泻笔端。“老大那堪说。”直写心怀,感情极为沉郁。“那堪”二字,力重千钧,义蕴极为丰富。当此之时,英雄坐老,壮志难酬,光阴虚度,还有什么可以说的!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步出夏门行》)。以收复中原为已任的志士们,胸中的烈焰是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因此,下面“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两句,抒发了作者的壮怀,并且与陈亮的“同志”之情拍合。“元龙”、“孟公”,皆姓陈,又都是豪士,以比陈亮:“臭味”谓气味相投,“瓜葛”谓关系相连。作者与陈亮友谊既深,爱国之志又复相同,因而引以为快事。不久前,两人“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辛《祭陈同父文》)这是大慰平生的一次相会,故在此词中津津乐道:“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词人时在病中,一见好友到来,立即与之高歌痛饮,彻夜纵谈。
他们志在恢复中原,心无俗念,视富贵轻如毛发,正笑世人之重它如千钧。讨论世事时硬语盘空(韩愈《荐士》诗:“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足见议论有力。这几句是他们交谈时情景的实录。因为写在词里,故顺笔插入自然景物的描写。积雪惊堕,状述二人谈吐的豪爽;孤月窥窗,衬映夜色的清寂。英雄志士一同饮酒高唱,雄壮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竟惊散了楼头积雪。这种夸张的描写,把两人的英雄气概与狂放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着一“惊”字,真可谓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然而,当时只有清冷的明月与两人相伴,论说国家大事的“盘空硬语”又有谁来倾听呢?在这里,抗战志士火一样的热情和刚直狂放的性格同积雪惊堕、孤月窥窗的清寂冷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形象地写出了在苟安妥协空气笼罩南宋朝堂的情势下,个别上层抗战志士孤雁难飞的艰危处境。这样把写景与叙事胶着一体,更能充分抒发出翻卷于词人胸中的狂努之情。正因为二人志同道合,所以夜虽已很深,但他们仍“重进酒,换鸣瑟”,兴致不减。
如果说,词的上阕主要是作者奔放沸腾的感情融于叙事之中,那么下阕则主要是直泻胸臆的赋体,抒发对南宋统治集团的强烈批判和“看试手,补天裂”的壮怀。词人尽情地驰骋笔力,敷陈其事,倾诉肺腑,写来笔飞墨舞,淋漓尽致。“事无两样人心别。”面对时世,山河破碎,爱国志士痛心疾首,而南宋统治者却偏安一隅,把家耻国难全都抛在了脑后。词人用“事无两样”与“人心别”两种不同意象加以对照,极其鲜明地刻画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庸懦丑态,尽情地抒发了郁勃胸中的万千感慨。词人义愤填膺,向统治者发出了严厉的质问:“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神州大地,山河一统,自古已然,“合”时多而“离”时少。当政者不思恢复中原,反而以和议确定了“离”的局面,是何居心!词语中凛然正气咄咄逼人,足以使统治者无地自容。雄健顿挫的笔力,加重了词的感情色彩,使其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词人想到:神州大地要想得到统一,就必须重用抗战人材,可是当时社会却是“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当道诸公空说征求人材,但志士却长期受到压制,正像拉盐车的千里马困顿不堪而无人过问一样。徒然去购置骏马的尸骨又有何用!词人连用三个典故,非常曲折而又贴切地表达了郁勃心头而又不便明锐的不平。一个“空”字,集中表达了词人对朝中当政者打击排斥主战派种种行为的无比怨忿。笔力劲健,感情沉郁,意境极其雄浑博大。“正目断关河路绝。”词人触景生情,由大雪塞途联想到通向中原的道路久已断绝,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山河分裂的惨痛局面,激起了词人收复中原的热情。他想起了晋代祖逖与刘琨“闻鸡起舞”的动人故事,想起了古代神话中女祸氏炼石补天的美丽传说,更加坚定了统一祖国的信念,唱出了“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时代的最强音。笔健境阔,格调高昂。用典如水中着盐,浑化无迹,从而丰富了词的义蕴,加强了形象的深广度,呈现出极其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全词的意境也最后推向了高潮,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赏析此诗的内容,要能够透过双燕辛劳抚育幼燕的经过,深刻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
借鉴此诗的表达技巧,要准确知道诗中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比如,绘声——索食声孜孜,借代——黄口,对比——母瘦雏渐肥,对偶——喃喃教言语,一一刷毛衣,拟人——声尽呼不归,呼告——燕燕尔勿悲。
雌与雄为叟,四儿为爱子。